(本文节选自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报告《世界状况2009：进入一个变暖的世界》，经授权转载。）
鉴于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世界不同地区宜居性严重下降，决策者及其他人士开始视其为安全威胁。在气候变化导致暴力冲突的问题上，尽管尚未形成一致看法，但是在面临环境退化挑战的地区，气候变化对地方机构的间接影响引发了安全担忧。
尤其是在欧洲，气候变化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政策中越来越突出，说明其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的全球延伸。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有传统安全参与者参与进来的事实证明，国家的稳定与安全不再局限于领土之争和武器威胁。对于气候变化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对安全的威胁，需要有一个更为广泛的了解。
气候变化对人类福祉的直接影响多种多样、相互关联。例如，水资源供给的波动性很可能上升，将威胁到最脆弱社会的健康与卫生。按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说法，当今有13亿人无法获得足够的饮用水，有20亿人缺少卫生设施。
在非洲，到2020年，预计大约有7500万人到2.5亿人因气候变化而面临更严重的水短缺。雨养农业的产出可能减半，对粮食供应造成不利影响，并不断加剧营养不良。气温升高不仅有可能破坏社会稳定，还直接影响疾病的传播。IPCC预测，极端气温、热潮、强降水事件将更加频繁，热带气旋的强度将更高，对于适应能力有限的地区而言，人身安全将受到威胁。
气候变化对国家和社群的间接影响同样重大。移民、对人类福祉的整体影响以及生计受到威胁，将破坏脆弱国家的政治体系。它们给维护或建立政治和社会经济稳定带来了挑战——一个令人担忧的结果，因为合作和合法的管治被视为是和平管理稀缺资源的主要决定因素。当经济严重依赖于资源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对管治结构的负面影响尤为相关。
在气候变化期间，制造中心的转移，可能使国家和地方机构丧失能力。失去收入，再加上气候变化的直接威胁，对于疲于减轻冲突的机构而言不是个好兆头，不论紧张局势是否产生于稀缺商品的分配或者其他的社会、政治或经济分配。当安全影响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出现的时候，气候变化带来的直接影响和给机构带来的间接挑战会能够彼此增强。
由于认识到这些复杂的联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举行了听证会（2007年5月）。参议员理查德·卢格在开场陈述中承认，“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并因为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而加剧。最终，这会带来旱灾、饥荒、疾病和移民潮，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导致冲突。
美国海军分析中心是一家为公共政策决策者服务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其军事理事会指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应该直接解决气候变化的威胁，并让军队作好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准备。迄今为止，这一建议尚未在国家层面的安全政策规划中得以执行：最近的美国国家安全政策没有把人为的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关注的问题领域。与此相反，在《欧洲安全战略》的前几页中，具体提到了气候变化的安全影响。
关于气候变化和暴力冲突之间的直接联系，研究人员的看法依然存在分歧。各种模型不外乎基于以下两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资源（如水资源或耕地）越来越稀缺引发的冲突，或者移民所触发的冲突。1990年代初期，托马斯·霍默·迪克森在资源稀缺与冲突的联系的研究中，发现支持有联系的证据有限，但是当资源竞争与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如政府管理资源的能力低下）结合在一起时，确实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
在大量案例中考察这种联系存在着一个挑战，那就是退化和冲突数据都只能在国家的层面上获得，得出的结果各种各样，而且掩盖了社群内部和社群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克里奥那·罗利和亨里克·厄达尔最近的一项研究使用了与地理相关的数据，考察冲突的发生与地理边界（而不是政治边界）的关系。关于人口和环境变量对冲突的影响，尽管他们的分析只提供了中度的支持，但两位作者呼吁针对反叛的物理过程和政治过程之间的联系作进一步的研究。
移民被看作是气候引发冲突的第二大主因。2007年，斯特恩报告（英国政府发布）警告称：“到本世纪中叶，可能会有2亿人因为海平面上升、水灾和旱灾更加严重而永久离开家园。”弱国对于气候引发的移民显得尤为脆弱，因为环境影响可以通过适应与减缓或者离开受影响地区来解决，但是力量薄弱的机构成功执行上述策略的能力不足。
当本地和重新安置的人口被迫分享生存资源时，就可能出现资源竞争，可能恶化业已存在的种族或社会紧张局势。阿德里安·马丁指出，在重新安置人口的社区，“人们越来越担心，稀缺所引发的不安全，可能对种族差异与不平等的设想重要性进行放大，为毫无结果的冲突制造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资源利用冲突的观念和不平等的观念在相互增强。
尽管如此，一些学者强调，对于在这些情况下发生的冲突，从敌对方移民或者接收移民的社区的机构能力弱方面，能够提供更好的解释。
基于冲突的历史事件，学术讨论无法做出解释的地方在于，因为人类活动导致程度空前的气候变化，对安全和国家稳定造成威胁。多个领域的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可以充当“风险放大器”，随着气候条件的恶化，揭示发生空前暴力冲突的可能性。
例如，在苏丹，这个地区已经无法满足其资源需求，气候变化又添紧张因素。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报告称，“荒漠化显然与冲突有关联，因为有强烈的迹象显示，荒漠化给游牧社会造成困境，是造成达尔富尔当前战争的原因之一。
由于降雨量减少，沙漠的边界南移，牧民被迫南迁寻找耕地。在达尔富尔北部，年降雨量在80多年的时间里下降了30%。随着需求的增加，按照人口和牲畜数量的预计增长率，气候变化预计将使该地区的冲突恶化——这个地区因农业用地和牧场引发冲突的历史由来已久。
报告的一个案例中，因为北部牧场退化，养骆驼的沙纳布拉部落南迁到努巴山脉，努巴人“对沙纳布拉人因为喂骆驼而大面积毁林表达了担忧，并警告称，若不停止这一行为，将‘再次开战’”。达尔富尔危机的主因包括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这类事件表明，资源减少会在冲突地区促成竞争和不信任的环境。
孟加拉国被认为是气候变化影响风险最大的国家之一。洪灾、季风、热带气旋强度加大，冰川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对当地造成威胁，尤其是在沿海地区。1998年的洪灾给该国造成了异乎寻常的破坏，三分之二的国土被淹。洪水导致1,000多人死亡，水稻损失10%，30,000人无家可归。
持续的气候变化可能阻碍孟加拉国的未来重建，因为大约有400万人居住在孟加拉湾的小岛上，海平面上升使得这些岛屿不适宜居住，很多人将需要重新安置。领土边界冲突已使这个地区饱受折磨，脆弱人口的重新安置增加了冲突加剧的危险。
孟加拉国正在恶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已给其他国家带来安全担忧：在美国2001年入侵阿富汗之后，塔利班和伊斯兰极端分子转移到了孟加拉国。极端主义加剧，使该国面临更加动荡的威胁，因为环境压力加上社会经济因素将削弱政府应对各种不稳定根源的能力。
如达尔富尔和孟加拉国案例所示，环境退化在全球、国家和个人层面上给安全和稳定带来的威胁越来越明显，尽管学术上有人批评将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联系起来缺乏确凿的证据。然而，学术研究受到国家综合数据测算不当、找到复杂因果模型面临挑战以及难以就气候变化滞后影响做出解释的影响。假若决策者无法解决越来越明显的安全挑战，这些限制因素不应成为借口.
尽管通过减缓和适应策略为应对气候变化影响作准备，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气温上升的影响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的最大风险——而且发展中国家最缺乏资金、技术和执行预防措施的人力资源。随着对稳定和安全构成的威胁越来越多地超越政治边界，气候变化给工业化国家以及世界上波动最大或最脆弱地区带来了明确的安全挑战。
詹妮弗·华莱士：马里兰大学政府和政治系博士生。
世界观察研究所2009年版权所有
（本文节选自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报告《世界状况2009：进入一个变暖的世界》，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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