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10月到今年2月的一百多天里，位于中原的河南省，出现了自1951年以来最为严重的旱灾。不仅仅是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多个省份，在今年春节前后 都遭遇大旱，部分地区连续无雨雪日甚至超过了一百天。根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 的统计，在2月7日旱情最严重时，全国作物受旱面积1.61亿亩，比常年平均值7600万亩多出一倍以上。
在这场罕见的旱灾中，农民是最大的受害者。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民，一度陷入饮水困难之中。如今，随着受灾地区的多次降水，旱情已经明显缓解。很多人 绷紧的 神经，或许会因此而松弛下来。但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大旱不会远去。正如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所说，干旱是中国长期面临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北方的黄淮 海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最为突出，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的7%，十年九旱。如何应对今后将不断光顾的旱情，是中国政府和公众无法回避的一道难题。
过去数年，澳大利亚遭遇了严重的干旱。许多科学家认为这与全球变暖有关。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澳大利亚陆克文政府宣布重返《京都议定书》。而应对气候变化，也被排在了澳大利亚政治议程的重要位置。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变化是澳大利亚的持续干旱所催生的。
同样地，全球变暖的趋势将给中国的水资源短缺带来更为严峻的挑战。如今，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和民间的共同行动。但笔者仍然希望，此次北方大旱可以带来一些具体和深刻的反思。
针对此次北方大旱的症状，已经有多位专家给出了"药方"。其中，由于中国的农田水利工程大多年久失修，有人建议加大投入、增建各种抗旱应急设施；针对农业用水浪费严重，有人建议大力推广节水农业……
这些"药方"没有错。由于政府长期缺乏对农田水利工程和农业节水技术的投入，加上种田获得的收益少，很多农民更愿意外出打工，导致中国农业的水资源生产力非常之低。
水利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农业灌溉水的利用系数仅为0.46，即大约只有46%的农业用水真正被用于灌溉庄稼。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农业灌溉水的利用系数通常在0.7至0.8之间。
而根据世界银行1月12日发布的《解决中国的水稀缺》报告，中国每立方米水的产出为3.60美元，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4.80美元，以及高收入国家的35.80美元。
之所以出现如此巨大的差距，最大的"贡献者"就是农业——中国的农业用水量约占全部用水量的2/3。
农业部的抽样调查表明，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之下，春节前已经有大约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各种途径鼓励失业返乡的农民工参与农业节水，既可以提高水资源的生产力，又可以帮助解决一部分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等人还在《科学时报》撰文指出，节水灌溉并不是农业节水的全部。在她和同事看来，农业节水首先需要调整干旱 和半干旱地区的农、林、牧业结构，使其配置适合当地的自然环境。像北京市近年来农业用水大量减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决定不种耗水量大的水稻。
此外，需要推行节水的不仅仅是农业，还应包括工业和居民生活等各个环节。而且，大面积的水污染如果不能得到控制，中国的水危机必将愈演愈烈。
目前，中国正在修建跨流域的远距离调水工程——"南水北调"。其中，东线工程从长江下游引水，中线工程从汉江引水。根据规划，东线工程一半以上的引水量将用于农业，而中线工程的主要受益这不是农业，而是北京、天津等地的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2014年开始供水之后，对河南、河北等沿线地区未来的农业旱情也不会有多大帮助。
实际上，对于东线工程的沿线地区，调水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水资源的供需矛盾，但治本之策仍在于节水，在于水资源管理能力的提高。
在2月14日举行的全国水资源工作会议上，水利部部长陈雷就强调，要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不断完善并全面贯彻落实水资源管理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划定水资源管理的"红线"。
不过，水资源管理绝不仅仅是水利部的事情，也不仅仅是政府部门的事情。世界银行的那份报告就提出，中国需要从传统的以政府作为决策主体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转向现代化的水资源治理模式。
报告建议中国设立国家水资源委员会，对全国性的涉水事务进行指导和协调，或者是将目前分散在水利部、环保部、农业部、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等部门的水管理相关职能加以整合，组建一个新的大部。
此外，报告强调，应充分利用市场手段，如水权、水价和生态补偿机制，同时应为公众参与建立强有力的法制基础。
这些都是非常中肯的建议。但愿此次北方大旱可以推动中国水资源治理模式的改变。
李泰格，驻北京的环境与科学记者，擅长深度报道。1997年获四川大学工学硕士；2003－2004年，获Knight科学新闻奖学金资助,在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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