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要将气候变化控制在可以接受的底线范围内，科学界和政界就必须加强对话。
我曾是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 的一名年轻的研究人员。我怀揣着科学的价值观踏上了从政的道路。
我目前的工作就是努力提升政府和全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时的决心和紧迫感。正如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所说的，不是去做我们认为力所能及的事，而是要去尝试各种可能。如果科学家和政治家之间能够更好的互相理解，那么阻隔在他们之间的大山将不再是那么难以逾越。
从科学的角度而言，真理远在天边，只待你去发现。而对于政治，真理往往就是为了达到这样或那样的政治目的而随意信手拈来的手段。气候怀疑论能够在某一政治领域内盛行，其原因就是，人们害怕强有力的气候政策将会，而且也确实会使政府更多地介入市场：这将在纳税人、消费者、以及股东之间形成新的协议，并且，这个协议对市场的引导要比某些人所希望看到的要有力的多。
从科学的角度而言，不确定性一般是指某一事件相对于平均值的离散度(delta)：即该事件在某一置信区间内的置信度是多少？对于政治而言，不确定性往往是指该事件或许根本就不存在。所以，政治上不需要对此采取任何措施。并且还说：“等你确信出了问题后再找我们。”有很多人出于无知或者无聊往往将某一种不确定性与其他不确定性混淆起来。
一名优秀的科学家会比其他人更加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结论。而在鲜有科学人士参与的政界，科学仅仅被看做是他们用来游说的又一个工具而已，在政客们看来，以科学依据为基础的观点并不比其他类型的观点更无懈可击多少。
科学是了解世界的唯一值得信赖的向导。如果政治家和决策者们不能或者不愿了解科学界传达给他们的信息，那么在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他们的决策将是错误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政治家和他们的智囊团应该更加努力地去了解这些信息，而科学家们也应该在使他们的信息更通俗易懂的同时，让他们的信息更容易引起共鸣。
以将温度升高控制在平均2摄氏度以下为例，有些人认为：“要想将温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早就为时已晚。”我完全理解持这种观点的人的挫败心理。但是，如果你想告诉人们全球温度升高6度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你的策略当然是先声称2度的目标是早已无法实现了。要将温度升高控制在2度甚至是3度的目标之内，政治上所需付出的努力就要比任何一个经济大国当前已经付出的努力还要多。这就需要动用只有在战时才有可能实现的努力。而且，如果那些了解温度升高2度后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人，似乎总是在告诉大家“不要白费力气了”，那么这些努力也是无法实现的。
众所周知，还是有办法将温度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国际能源机构等一些组织已经给出相应的办法。我们有技术有资金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问题是：从政治角度而言，这么做行得通吗？
政治上的可行性是指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进行判断。任何科学家都有权利对此发表看法，但是不能是纯学术的观点。对于我们到底能够聚集多大力量这样的问题，由于它缺少基本的物理学和工程学的限制，所以不属于科学家们熟知的领域。
有些人认为：“重新订立一个全球气候公约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我可以理解说这些话的人的焦虑的心情。但是，如果仅仅是将在多数参与者眼中的责任义务通过协商进行分配的话，8个月后我们将无法在哥本哈根庆祝胜利。国际责任划分的过程太过缓慢，贸易谈判就是最好的例子。
只有当经济大国内部达成共识：一致认为快速建立低碳经济对于保障国民的安定繁荣是必要且可行的，他们才会对自身加以改变。仅靠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是无法达成这种共识的，还同样需要各国在政治上达成共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谈判。如果国内的意见达成了一致，我们就能够签订一个可以令我们更快发展的协议。哥本哈根会议所带来的大限可以鼓舞国内的斗志，并且树立起敢为天下先的信心，而不再是互相推诿。
我们需要采取的行动和我们正在或准备采取的行动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为了2度的目标，为了哥本哈根协议能够在12月签订，为了低碳经济的复苏，需要对我们中间那些政治阵营中的人施加更大的压力，从而保障经济安全、能源安全和气候的安全。实际上，目前这三方面的安全是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
从更深的层次看，科学和政治本身都是盖亚学说的一部分。而我们那拙劣的、漏洞百出的、五花八门的、繁琐复杂的决策过程同样是地球体系的一部分。科学可以对政治产生影响，而政治决策又影响我们对气候变化做出的反映，进而决定了我们所经历的气候环境，转而影响生物圈和地球体系共同的发展轨迹。
我们无法摆脱这种因果循环。那么，我们是用它来恢复稳定呢？还是用它来使不稳定更加恶化呢？而对于这种不稳定的状况，我们早已难辞其咎。
科学家在发表自己的看法时应畅所欲言。已经有太多的科学家对自己关于气候变化的结论保持低调，因为他们不希望由于自己看似不能实现的理论而受到排挤。但是，科学家们应该更加努力地去了解他们对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否则，科学将无法对社会进步产生有效的影响。
真正处在危险边缘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在未来十几年的时间内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峰值，那么，我们就仍然有机会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不仅如此，我们还将跨越一个崭新的障碍。其意义要远远大于人类在智人出现后的20万年间所跨越的任何障碍，那就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将第一次显示出集体意识。
目前，人类之间互相依存，即便是没有气候变化的挑战，我们也应该这样。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应该以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共同利益为重，而不是强调我们之间的不同。
我个人认为，这应该是12月份召开的气候大会的核心议题。然而，只有在我们的集体意识中，同样意识到我们所做出的决定与地球体系针对这个决定所做出的反应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我们才有可能成功。而能够影响到这个意识的，非政治莫属。但是，首先需要科学为了推动政治决策而进行有意识地沟通。
约翰· 阿什顿是英国外交部气候变化专员。他还是 “领导国际”(LEAD International)的战略伙伴关系主任和“第三代环境保护主义”（E3G）的发起人和总载。
本文根据他在3月10日于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气候变化科学会议上发表的讲话编辑整理。
首页图片由Lizette Kabre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