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为一部关于英国政府政策研究者的电影挑选角色，而且让尼古拉斯·斯特恩来试镜，你会把他给淘汰掉，因为他看起来太老套了，简直就是一漫画形象。此外，如果你在为现代气候变化运动的摇滚巨星选角，他也会是第一个出局的人。中年、白发、衣着严谨而且体型矮小，说起话来语气温和，满嘴严格的学术语言，几乎全是“政策框架”、“成本与效益”、“管理透明度”等诸如此类的词句。然而，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全世界都在聆听。
自2006年《斯特恩报告》问世以来，这位教授就成了世界级的气候变化权威。受命于当时任英国财政大臣、如今是首相的戈登·布朗，斯特恩的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脱离了有关北极熊和夏季反常的讨论，转而使用冷硬的资产负债表语言。该报告警告称，除非我们每年将全球GDP的1%投入到阻止气候变化的措施中去，否则全球GDP将损失20%。
这立刻引起了英国工业联合会（CBI）和英国董事协会（IoD）的注意。对于气候变化运动的可信度而言，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因为它曾一度因为过于反主流文化而遭到蔑视。斯特恩成了白发环保英雄——准确地说很有威力，仿佛是一位超级生态战士。
此后，斯特恩从财政部回到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并被授予终身贵族的头衔，而且现在即将出版一本新书——《地球安全蓝图》。该书以效果、效率和公平三个原则为指导，呼吁投入接近GDP 2%的资金，富国带头减排。该书建议绿色技术、国际排放贸易以及为停止砍伐森林提供资金，列出了他认为我们能够避免灾难的条件——而且照此才有根本的希望。
但是，斯特恩所采取的路线介乎乐观主义和善恶大决战之间，而且在最近的一次气候变化会议上，他仍然劝告全球领导人了解危机的严重程度。他呼吁道：“政治家们了解这是多么难以解决吗？4、5、6摄氏度的温升破坏性会有多大？我认为他们还不了解。”他后来表示，恐怕他本人也低估了我们所面临的危险。
“在报告发表出来的时候，人们认为我把问题夸大了。但是，人们看到的所有事情，结果都比预想还要糟糕。与几年前相比，任其不管显得愈发不计后果。”他顿了一下，似乎对这样一个放纵的世界感到不安，但是接着说：“不计后果，我只能这样说。我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危险的严重程度。如果我们照此以往，到本世纪末所达到的温室气体浓度，将使气温比19世纪高5摄氏度的几率达到约50%。我们人类的存在只有10万年，在3千万到5千万年的时间里，我们都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况。在3千万年的时间里，气温上升不足3摄氏度。人类可以轻松适应像这样的环境的想法……”他没有把话说完，认为这太愚蠢了，简直无法用言语表达。
“我们会做什么呢？我们会搬家。人们会搬家，为什么？因为南欧的大部分地区都将成为沙漠。其他地方将被水淹没，另外一些地方将受到频繁暴风雨的严重影响，以至于几乎不适宜于人类居住。所以，数以亿计的人将搬家——你已看到达尔富尔的人们在迁徙，那里的旱灾破坏了牧民的牧场，因而他们迁走——并与迁入地的居民发生冲突。我们看到温度只是上升了0.8度而已。我们是第一代有能力摧毁地球的人。你在改变地球的面貌，所以，忽视那样的危险，你只能说是不计后果。”
斯特恩的研究本质上乃是一个简单的估算。如果气候变化科学是对的，那么过渡到低碳经济的转变成本——无论是多么吓人——将只是通过避免灾难节省下来的成本的一小部分。如果科学是错误的，而且我们承担了那些不必要的成本，这些成本也“远非灾难性的”，而且我们依然会受益，“因为我们将拥有一个更节能的世界，拥有新的更清洁的技术，而且，作为保护森林的结果，将更具生物多样性”。这个论点的逻辑很有吸引力，但是，斯特恩有认为科学可能是错误的想法吗？
“可能性非常非常小，”他一字一句地说。不到1%？他显得很意外。“噢，还要小很多很多。”因此，令人费解的是为何还有人依然在怀疑它。例如，前财政大臣奈杰尔·劳森认为《斯特恩报告》具有“欺骗性”，并在去年出版了一本书，对气候变化的整个科学前提予以驳斥。
带着极度的耐性，斯特恩回应道：“在读大学时，我学习数学和物理，那不足以使我成为一名科学家。因此，我努力去阅读、了解并且与科学家交谈。我被很多人吓了一跳，他们是律师、政治家……”包括前大臣们？他淡然表示认同：“例如，出租车司机、监狱犯人、理发师。他们都似乎知识渊博，对气候变化科学很内行。
“在公共政策中，我们必须对核物理、生物化学和遗传学有点儿了解。所以，如果你想了解遗传学，你怎么办？你和遗传学家交谈。你不会去找出租车司机或者政治家，这两者都是令人尊敬的职业，但是你不会去找他们了解气候变化科学，你得找科学家。然后你会听到什么？这基本上是简单的物理学。这似乎不是什么稀奇古怪或者神秘的东西，让人无法向你作出解释。也不是无法做实验的东西。温室效应是你可以通过实验观察的现象——而且大多数人自己已经注意到温室效应，在温室里，对吧？”
斯特恩是否对怀疑论者（即他所称为的非理性乐观主义者）感到愤怒？“噢，他们现在已不重要了，”他相当冷淡地说。当他在晚宴上和别人坐在一起时，他会费力去争辩吗？“我依然主张理性的争论和交流，这样做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在这个领域，人们可能蓄意破坏，”他轻蔑地说道，“有一种[挑衅的]论调：‘不要相信它，不要相信它，不要信它。’或者使用稍微更富色彩的语言……”
斯特恩怀疑，他们的反常最终是因为政治偏见。他对右翼人士没耐心，他们认为气候变化只不过是特洛伊木马——左翼人士干预市场的借口。“这是帮助市场运转。这不是反市场，这是使市场运转良好。我的立场是支持市场和支持增长的——而不是反增长。实际上，忽视问题才会扼杀增长。高碳增长自毁长城，首先是因为非常高昂的碳氢化合物代价，但是其次而且更为根本的是，因为它会制造非常恶劣的自然环境。”
但是，对于那些认为气候变化是“精英玩具马”（即在发展中国家分散对贫困的注意力）的左翼人士，斯特恩的耐心更少。“除非我们成功地处理气候变化，否则无法克服世界贫困。我做了一辈子发展经济学家，而且很清楚，在赢得消除世界贫困和处理气候变化的战斗中，我们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如果我们在一个方面失败了，另一方面也会失败。”
当我们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那排满书籍的办公室会面的时候，斯特恩刚刚和他的老朋友、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吃完早饭回来，而且我对他有一种印象，任何头脑不如他的人与之相处，他都会感到很无奈。斯特恩在牛津和剑桥接受教育，现年62岁，曾先后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世界银行和英国财政部任职，但“我是一位公共政策分析员，那就是现在的我，”他不止一次地这样说。他似乎在知性和气质上不适于政治斗争，使用我们其他人都能听懂的语言说话，有时候似乎是一个挑战——如果不是一件烦心事。
然而，有时候我怀疑他故意含糊其辞。授命斯特恩从事气候变化研究的是布朗——然而这位首相随后批准在伦敦希思罗机场修建三号跑道。当我问斯特恩是否支持那项决定时，他的回答有点儿晦涩：“我对作出决定的方式感到不安。”我本想他会对此感到愤怒。“噢，不。我对分析的框架感到担忧。”那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应该依据总体战略进行分析。”
当然，鉴于形势的紧急性和他说话的权威性，我逼问道，他有大胆地说出来的责任？“我不想在单个的项目和提议上不断表明立场，你必须在宏观上来把握，而且我们不应该在一个特定的事情上上纲上线。” 不过，政治就是上纲上线，不是吗？“是的，但我不是一位不断发表评论的政治家，我是公共政策分析员。”
在其他的时候，我怀疑他是否了解，不那么理性或教育程度更低的人，头脑是如何工作的。他在政策分析上十分优秀——但在真实世界的政治中，他的宽宏大量似乎很幼稚。例如，他的书强调了停止砍伐森林的紧迫性，但对相关发展中国家的腐败问题却相对少有提及。
显然，为了阻止森林砍伐，西方国家需要将一些财富拨付给他们。但是，纳税人抱怨非洲国家腐败，他们数十年的援助直接落入了官员们的口袋。如果无法阻止毁林，而是刺激腐败，他们凭什么要送出更多的钱——而当他们想度假时，有人告诉他们不能坐飞机？
“是的，但那是因为误解，”他说，看起来生气了，“过去二十年来，非洲的进步比先前的二十年大很多。如果你要那些人告诉你，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有多少个国家，以及这些国家在过去四十年里的增长率是多少，他们无法告诉你，他们根本不知道。”我肯定他们不会知道——但那似乎离题了。
同样地，尽管他满怀希望地谈论世界环境组织，斯特恩对强制行动的强调却是意外的少。难道我们不需要某种相当于国际刑事法庭的机构来执行国际协议吗？“人们得扪心自问，如果自己作为一个国家违法了，对于自己和处理这个问题的联盟而言意味着什么？你必须想想你行为的后果。如果一个大国退出，他们不能简单地说：‘好，其他每个人都要尽自己的本分。’他们必须问自己，会发生什么。这将是特定国家的政治，人们将要求他们的政府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最后，他指出，选择十分简单：无论行动会遇到多么困难的挑战，别无选择。“如果你说不干，那还能干什么？只能是去取来防晒霜和大帽子，说这太难了，我要走了，我们晒太阳去吧。你为什么想去那里？” 对斯特恩来说，人们会愚蠢到让灾难发生，似乎多少有点儿不可思议，而他所传达的最终信息是乐观看法。
“主意多多，技术进步速度非常快。这是人性非常值得乐观一面，当人类集中在一个问题上时，他们具有相当的创造性。我们必须认识到，这还是个年轻的学科，我们真正了解它也只有两三年。当然，科学家们对此思考了很长的时间，但就政治和政策而言，还只是两三年的事儿。我认为，如果你在那种背景下看待它，就会认可政府所做的工作。在气候变化立法上，我们走在了世界的前面。我认为，气候变化法案基本上是正确的路线。如果你问自己‘我们走了多远？’，我们走了很长的路。必须走得更快些，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走了多远了。”
甚至连世界经济衰退都没有撼动他的乐观态度。“如果我们稀里糊涂，这场衰退就会被看作是妨碍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事件。如果我们思维清晰，这是一个带来相关投资的机会，因为目前资源更便宜了。我发现气候变化仍然还列在议程之上，绿色刺激计划已被视为是经济增长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我认为低碳技术将像铁路或IT（ 信息技术）一样，成为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力。”
斯特恩将无法在其有生之年里看到世界是否采纳他的建议。但是，如果他必须现在去赌一把，并且在我们能否及时做好必须做的事情上押上1,000英镑的赌注，他会如何下注呢？他谨慎地说：“我敢打赌，我们会成功。但是在任何赌局上，都会有下错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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