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姆·兰顿是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的地球系统学教授。最近，在一次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大会上，他负责主持了关于气候变化引爆点的会议。他阐释说，如果越过敏感的气温极限值，导致大规模环境破坏和气候变化加速，这些都可能发生。
与会科学家们讨论了特定地区引爆点将如何对全球造成不利影响。有助于维持极地低温的北极海冰面积缩小，就是其中的一例。如果海冰消融，该地区就会升温更快。另一个例子就是亚马逊雨林的消失，如果亚马逊吸收的二氧化碳减少，可造成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显著增加，导致气温上升更快。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7年气候变化报告的联合主笔安德烈亚斯·费什林警告称，生物多样性存在大幅减少的重大风险：即使是1.5到2.5摄氏度的微小气温变化，也可能导致30%物种灭绝的风险增加。如果过了引爆点，这种风险就会大大增加。看来气温的细微变化影响巨大。
“中外对话”的谭·科普塞就此采访了提姆·兰顿，采访从什么是引爆点开始。
提姆·兰顿（以下简称“兰”）：引爆点就是小变化能造成重大影响的临界点。就气候变化而言，引爆点就是气温再变化一丁点儿，就会有天壤之别，比如说，亚马逊雨林要么得以保护，要么消亡。当我们谈到发生引爆的因素时，是指本世纪可能展现一个引爆点的地球的某个部分，如亚马逊雨林。
谭·科普塞（以下简称“科”）：引爆点有历史先例吗？它们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兰：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气候突破引爆点的例子。大约在6,000年前，撒哈拉原本不是沙漠，而是草木繁盛。接着，大约在4,500年前，这个地区迅速荒漠化，变成了沙漠。
如果你再往前一点儿看，上溯到上一次冰河期，格陵兰的气候记录表明，发生过一些非常迅速的变暖事件。自上一次冰河期以来，一共发生了两次，分别在约11,000年前和约13,000年前。都是非常迅速的变暖事件，在不到三四年的时间里，格陵兰温度上升达10摄氏度。
科：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引爆点？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兰：现在，我们主要关注北极地区海冰面积的缩小。海冰在2007和2008年缩减速度很快，冰层也在变薄。在夏季，海冰最少期，也就是每年海冰冰面最小的那一天，通常是在9月，但是现在变得越来越迟，而且今年夏季的最低总量陡然下降。我担心那已经处于引爆点上了。
我们同时还关注格陵兰和南极西部冰盖，两者都出现了缩减的迹象。
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认为可能要突破很多其他的引爆点，而且我们预计本世纪全球气温将上升5到6度。在热带地区，我们担心亚马逊雨林消失、印度和东南亚季风的稳定性和撒哈拉的植被。在海拔更高的地区，我们担心覆盖着加拿大、俄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北部针叶林的消失。
科：如果我们突破这些引爆点，还能回到原来状态吗？
兰：有时候取决于系统，变化有可逆和不可逆。最令人担忧的引爆点是具有固有不可逆性的系统，即使你能够使全球气温下降，你也不一定能恢复系统。冰盖就是这样，因为冰盖融化了，陆地海拔就会低得多，因而气温更高，得大幅降温才能恢复。
有迹象显示，热带季风或植被系统的变化，可逆性也许更大一点儿，至少理论上如此。问题是，实际上我们预计全球气温不会轻易地或者有规律地下降。即使我们停止排放，并稳定温室气体水平，气温可能依然在几个世纪里稳步上升。因此，理论上的可逆性并不意味着任何事情都会在实际中得以逆转。
科：引爆点有潜在的积极作用吗？
兰：我想应该会有。在撒哈拉地区，我们有可能回到有着更多植被的绿色状态，就像6,000年前的样子。这可能要对该地区降雨的季节性发展有一个相当深刻的认识，意味着不会对每个人都有好处，但可能使那个地方变得更好，可以种植粮食。
科：你认为关于引爆点的研究将如何对政策形成影响？这会改变我们的时间表和减排目标吗？
兰：首先，我们希望看到，对引爆点的研究会使人们对气候变化有不同的认识。引爆点不是把气候变化看作是地球因我们的活动而产生的某种平滑的、基本上可预测的反应，而是强调了气温存在呈阶梯状变化的可能性，而且人们永远无法预测引爆点确切位于什么地方。
我们必须把气候变化当成风险管理问题来考量。我们真的是在拿气候系统来打赌。
因此，若要控制风险，那么目标就是使突破引爆点的可能性最小化——而这就是通过立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力依据，也是加强我们适应能力的有力依据。
这项研究也许还说明，我们为什么需要考虑基于地球工程学的其他选择。例如，我们可以制造人工碳汇。如果我们把减少碳排放与进行碳汇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就可能最大限度地稳定并最终降低温室气体和气温。
科：社会需要作出什么样的改变？
兰：我们需要社会引爆点来避免气候引爆点。如果我们对放弃碳密集型能源生产和碳密集型生活方式抱着认真的态度，社会引爆点是实现目标的良好途径。那必须作出从个人行为到集体的改变。例如，我们需要变革经济补贴制度，不鼓励企业使用化石燃料。只要燃烧化石燃料，就应该回收、捕获和储存。同时，必须鼓励提高能效和发展低碳能源。
谭·科普塞：“中外对话”发展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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