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登是加纳最北部的城镇之一，它的中心是一个三岔路口，公交车在这里往来穿梭。 如果这里不仅仅是一块被快餐小摊、杂货店和农村银行围绕着的红土地的话，这里其实可以被看做是车站。每周这里会有一次集市。剩下的时间里，只有公共汽车是 这里的主角：车上不合常理地挤满乘客和货物，在40摄氏度高温里等待着乘客满员。而这些所谓的公共汽车不过是被称作“拖拖车”的私人小巴而已， 上面涂满了“我主慈悲”以及“救世主永生”这样的祈祷词。
南登是加纳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同时，它还是一个有着5万多人口的行政中心，而它的居民中有大部分是农民。由于当地人口的迁徙，这些公共汽车就变得非常重要。移居他乡在西非这片干旱的土地上早已司空见惯。然而，近年来，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当地降雨不规律等原因使农民的生活愈加艰难，越来越多的人踏上了离乡背 井之路。虽然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是出生在加纳北部地区的人口中，大约有20%的人正在考虑搬迁到相对更加富庶、更城市化的南部地区。
而在南登，这一比例则更高：已经有一半的人口离开了这里。而他们离开的理由多种多样：缺乏工作机会、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气候的恶化等等。然而，人们都认为，这种人口逐渐减少的情况不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否则南登将永远无法繁荣起来。当地一位神父告诉我：“我们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分崩离析了。”
为了了解这种由环境、移民、无家可归者、难民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现象，我曾特意前往南登。总之，气候变化将使数百万的人民流离失所。1990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就曾预言，“气候变化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人类的迁徙，”与此同时，还伴随着海平面不断上升、沙漠面积不断扩大、以及自然灾害频发等。
而这背后的逻辑非常惊人：到本世纪末，海平面将有可能上升一米，而10%的世界人口所居住的土地将被淹没。还有30%、约20亿居住在像南登这样的干旱地区的人口在面对当地的干旱时束手无策。问题是，必须给所有这些人提供一个栖身之所。二月份，英国生态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曾建议，让这些人都移民英国，这样英国将成为一个“救生艇国家”。
预计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高达90亿，气温将升高2℃或者更高，环境难民的数量将在5千万到10亿之间。然而，最为大家所认可的数据则是2006年英国发表的（有关气候变化经济效应的） 斯特恩报告中的预计，环境难民数量在2亿到2.5亿之间，大约是目前世界难民人口和各国无家可归者人数的10倍。
尽管数字惊人，但是人们对这一局面的了解还很抽象。2005年之前，这种景象给我们大多数人的印象还停留在诸如《后天》这样的好莱坞灾难大片所描述的场景中。在这部电影中，美国的气候难民跨过格兰德河，蜂拥到墨西哥寻求庇护。然而随后而来的卡特里娜飓风，以及大自然所展示出的威力使得人们不得不看清事实。
这场三级飓风袭击了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里的一个众所周知的最为不堪一击的城市，导致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的迁移。14天之内，150万人从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地区逃离。这一数字是美国19世纪30年代发生的大规模“沙尘暴”所导致的移民数量的3倍。目前大约30万的居民还无法重归故里，这一数字是2005年新奥尔良人口数的一半。
即便是像新奥尔良那样，在一半居民已经搬走的情况下，南登也没有发生如此壮观的景象。一个农民告诉我：“我们的树木没有倒下，仍然挺立在那里。所以，你无法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甚至是在这里生活，你都无法意识到。只有当你坐下来仔细思考之后，你才能意识到这个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像南登这样的地方鲜有报道的原因。大多数关于环境移民的新闻报道都集中在那么三、四个所谓的“能够引起关注的问题”上，比如，人类最早的栖息地即将消失等。这些被关注的事件从阿拉斯加的夕什马里夫的沿海村庄被海水吞噬，到诸如地势低洼的马尔代夫目前有资金购买国外的土地安置其40万的居民等所有国家的此类问题。
但是，对于大多数那些有可能成为气候移民的人们而言，这些显而易见的事件并不意味着他们所要面对的未来。地球之友组织同样赞同2050年环境难民的数量将达到2.5亿这一预测。同时，该组织认为，其中马尔代夫这样的小岛国的无家可归者的总数量将占1百万。
而其余2.49亿的环境难民则来自南登这样的在边缘性气候中存在了很长时间的贫困农业国家。这些国家毫无犯错余地可言。然而现在，这些国家不得不为了养活自 己的人民而苦苦挣扎。而真正的数千万的潜在移民就在这些人民中间。然而，对他们而言，尽管前途未卜，但希望尚存。同时，在这些国家，气候变化经常伴随着其他更深刻的变革，如经济发展、人口的快速增长、或者政治剧变等。
各种因素错综复杂，使我们难以想象环境移民将会是什么样的。从19世纪90年代初，移民问题作为气候变化的逻辑推论浮出水面后，学术界就在争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办法。一方面，人类迁徙的规模巨大。英国学者诺曼·迈尔斯教授在呼吁人们重视气候移民问题方面所做的工作比任何人都多。他认为，光是人类迁徙就足以使现行的国际难民法和人道主义机构不堪重负。
迈尔斯告诉我：“目前看来，我们还不具有足够完善的体系来应对如此严峻的挑战。我们一直在讨论环境和气候难民的庞大数量。如果最终这一数字没有达到5亿的话，我会感到很意外。这一数字将使许多国家的人口统计发生变化。”
从这一角度看，未来移民的规模所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和安全问题足以让人们紧张。迈尔斯还认为，那些寻求庇护的难民将使世界上那些最富有、并且生态最为稳定的国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他在2005年写道：“发达国家无法在发展中国家面临困顿和危难的情况下独善其身。已经有相当数量的环境移民进入欧安组织（欧洲安安全合作组织）国家。他们采取的手段通常是非法的。而与未来几十年将面临的潮水般的移民相比，今天的移民数量只不过是涓涓细流而已。”
然而，妨碍我们对环境移民的预期规模采取措施只是这一问题的多种表现方式之一。因此，我们很难将它当作是一个单一问题进行解决。气候变化将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速度影响世界各地。从卡特里娜飓风这样的突如其来的灾难日渐频发，到干旱和野火肆虐的非洲萨赫勒地区和澳大利亚墨累达令盆地，涉及的地区非常广泛。而在这两个地区，未来的30到40年间，大量的人口不得不移居他乡。
在南登的边缘地区，数百万人民在越来越恶劣的气候中挣扎。而另一方面，海平面按照（目前）每年3毫米或者更快的速度上升，其对子孙后代的影响将逐渐显现出来 —沿岸社区的搬迁或许只不过是他们所在城市的形状发生变化而已。所有这些景象都涉及到人类的迁徙，但是，除此之外，这种迁徙到底有多大的相似度呢？
然而，某些人则认为，这使 “环境移民”的真正含义变得容易使人误解。一直为联合国难民安置署(UNHCR)研究此问题的英国萨塞克斯大学人文地理学教授理查德·布莱克针 对这种观点，提出了他的几点看法。首先，他认为，人们一直用这个词来唤起人们对大规模国际迁徙的恐惧感。而实际上，受环境灾难影响而无家可归的人大部分倾 向于待在自己的国家。他们往往尽可能地呆在自己以前家园的附近。虽然，移民问题仍然会带来很大的压力，但是这与游牧民族穿越边界不同。
此外，加纳北部的人口的迁徙情况也能够印证这点。例如，2004年对南登 204户家庭所做的调查显示，他们的亲属中没有一个移居到国外。
虽然从更广义的角度，布莱克不同意环境移民在某种程度上是新问题，或者与其它移民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每一例移民的决定，即便是那些在极大的压力下做出的移 民决定，都是在综合考虑经济、社会、文化等原因基础上做出的。环境问题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臆断气候变化对移民具有某种特殊的影响会使我们有可能忽略因环境原因所导致的移民与因政治或经济原因所导致的移民，甚至是那些根本就没有移民之间的相同之处。尽管日益紧迫的移民问题，其规模有可能会令人担忧， 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些移民是来自于国外，也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孤立地对待他们。
布莱克认为，“假定特殊事件必须有特殊的诱因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这种想法就站不住脚。”
迈尔斯与布莱克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关系到在未来几年里，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方式解决环境移民问题，以及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是作为 安全威胁、或者是人道主义危机、还是作为发展难题中的一部分。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结论。2007年，IPCC最新的一份报告中，这两种观点互相抵消。在无法决定那种观点正确的情况下，IPCC所做出的预测就是，气候变化完全不会导致任何迁徙。
尽管IPCC得出这样的结论，离开南登的公共汽车还是一辆接着一辆。当我三月份到达这个城市时候，我原以为会看到一片干旱的景象。汽车从加纳上西部地区的首府瓦城开 出，在我们前往这个小镇的路上，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片草原：枯败、金黄色的草地，以及一个个隆起的土丘，正等待着人们的耕作。然而，黄土之下，却有点点 绿意冒出头来。我后来了解到，这是因为一月份这里曾经下了一场大雨。这一时间要比正常雨季开始的时间整整提前了三到四个月。这也是该地区气候不调的另一个 令人困惑的标志。
气候的变化多端是南登正在面临的问题。19世纪90年代的十年间，加纳北部地区的降雨情况相对稳定，并逐渐改善。但是，本世纪以来，季节一直就毫无规律。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这一地区在三月份到八月份之间是长达5个月的雨季。而如今，雨季已经缩短到仅有2到3个月。然而有时雨量即便不比过去多，却一点都不比过去少。去年八月份的一次降雨，一天中的降水量就达到95毫米，占南登地区全年总降水量的10%。大片良田和房屋 被淹。过去的两年中，每年都要发一次洪水，这对加纳北部地区而言是闻所未闻的事情。2007年，联合国难民署还曾为当地7.5万名灾民提供救援。
这种多变的气候状况会一直困扰着这一地区。气候模型预测，到本世纪中期，加纳和西非地区的气温将升高一度或两度。同时，降水将减少10%。然而，这一气候模型曲线具有很大的震荡性。加纳气象局的副总干事赞得姆·米尼亚告诉我，画出20年或30年的气候走势图要比了解短期内发生的气候变化要容易得多。据他 说，“气候变化让人吃惊。”对于那些靠天吃饭的贫困农民而言，这种不确定性是他们无法承受的。米尼亚说：“你就像在进行一次赌博，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有所得，而什么时候你又会输得精光。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南登地区的农民在谈到变化无常的降雨时，语气中充满了疲惫和绝望。一天中午时分，我遇见了城外一个小村子的村长，84岁高龄的里奥·耶尔老人。老人告诉我：“下雨让我们吃尽了苦头。以前，这里只有旱季难熬。可是现在，雨季也让我们颗粒无收。”
耶尔坐在芒果树下的长凳上，绕膝的孙儿们听得聚精会神。看着这么多的孩子，我问耶尔他们的父母都到哪里去了。他告诉我，他有12个孩子，一个在13岁那年死 了，其余的都搬到加纳南部去了。耶尔说：“我并不希望这样。我原以为，他们接受了教育和培训后，所有的工作和发展机会都会在这儿。可是，他们都没有留下 来，都跑到那边去了。”
然而，不论南登的未来如何，某些事情注定会继续下去。那天晚些时候，我又去了布鲁图。这个村庄修建了水库。农 民们试着全年种植蔬菜。然而今年，由于旱季少雨，水库里的水早已枯竭。我发现艾萨克·阿贝佩普所种植的西红柿、卷心菜、辣椒、以及当地的一种类似西瓜的水 果都统统枯死了。
阿贝佩普说：“这块土地不是那么好。”但是，他不会离开这里。“我有很多母亲和祖母需要照顾。”29岁的阿贝佩普坚定地说，他永远不会离开他的土地。然而在谈到未来几个月时，他有着掩饰不住焦虑：“我希望今年一切都好。但是，你的希望越大，你就会意识到你的失望也会越大。”
然而，整个南登所做的不仅仅是抱有期望。从1973年当地的天主教会建立起南登农业项目，帮助农民改善他们的农业技术起，这一地区就开始采取各种措施应对它所面临的恶劣气候。这个日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干旱有关。这场旱灾使西非大约10万人丧生，导致1百多万人从马里、尼日尔、以及布基纳法索等灾情最严重的地区迁徙到他们南边的邻国，主要是象牙海岸和加纳。在南登地区，与边缘气候的较量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大部分时间里，斯塔尼斯劳斯·那萨尔是这场较量的领导人。坐在南登农业项目办公室里，墙上挂着去年的降雨统计表，那萨尔说，农民们正采取种植新的作物—早熟小米和玉米，以及运用新的种植方式等手段来应对生长季节缩短的问题。由于降雨无法确定，农民现在开始将种子撒到山梁、山坡、和低洼地带，从而增加抵御干旱或（和）洪水的机会。“我们会好的，我们会好的。”这句话如同回音般一直挂在那萨尔的嘴边。
在我们谈论如何应对的问题时，我注意到，移民这个话题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例如，南登所采用的新的耕作技术之一就是，农民在他们的田里寻找斜坡，然后在每 个种子的周围围起一圈土坝存水。这个技术就是上一代来自布基纳法索的旱灾移民教给当地的农民的。不过，那萨尔提到移民时，经常是将它看做是一种在这种不确定的条件下帮助家庭分散种植风险渠道。
为了赚取稳定的收入，亲人们被送到加纳南部的农场和城市。那萨尔说：“如果我有兄弟两人，万一你失败了，那我就会去赚钱。我们之间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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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姆·奈特，《金融时报周末杂志》的固定撰稿人。
本文于2009年6月20及21日首次刊登在《金融时报周末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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