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将会离开北部的草原引起了加纳首都阿克拉的决策者们的关注。最近一次的数据统计还是2000年加纳的人口普查。这次普查的数据显示，南北移民的总数达到70万。但是，加纳气候变化协调员威廉·阿耶曼-邦苏却认为，随着更多的移民来到南方，现在的数量要多得多。
他认为：“除非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严肃的干预，并且是非常严肃的干预。否则，我想北方的居民不会甘心住在那里的。他们肯定会移民。”
阿耶曼-邦苏不仅关注移民的输出地，同时还关注吸纳这些移民的地区。阿克拉受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北方农村地区来的移民住在这个城市里卫生环境最为艰苦的贫民区，从事着最为卑微的工作。人们称他们为Kayayei，意思就是搬运 工。尼玛是个基督教和穆斯林教混居的城市，城市的大部分被一个大型的市场所占据。一个个卖鱼、香料、洋葱、鞋子、以及钻头的小摊都蔓延到了路上。只有少数从南登来的移民在这样一个城市里扎下了脚。
我曾经到尼玛访问过。贫民区的小巷里，为了将时不时的洪水吸收干净，道路上铺满了木炭。走在这些小巷里，我不时遇见从南登来的妇女。就像在自己的故土一样，她们仍旧用小米酿造啤酒。我们谈论北方、气候、以及他们移民的原因。然而，环顾四周，我发现，这些都无关紧要。
一旦搬到阿克拉，不论他们来这里的原因是什么，这些来自南登的人都属于另外一个已经稳定的世界，不论这个世界是好还是坏。非洲各地的情况同样如此，城市居民的人口以每年5%的速度快速增长。人口从内陆向沿海地区和主要城市迁徙的情况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之久。
而对接收这些环境移民的城市而言，他们的到来无异于火上浇油。阿克拉的人口正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而来自北方的移民们不得不与供水不足、住房短缺（破旧房屋的房东们要预收3年的房租）、以及他们自身相对较低的教育程度等现实情况进行抗争。
他们甚至还面临着新的环境危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离开恶劣环境的人们往往最终落脚在城市里生态环境遭人唾弃的角落，这些地方容易受到洪水和疾病的袭击。去年下半年，阿克拉北方移民聚集的地区就先后两次爆发霍乱。
只有当环境移民的负面效应开始渗透到诸如贫困和城市规划等其他领域的问题中时，人们才会对孤立地考虑环境移民这个问题是否能够产生有效的效果产生质疑。解决 这一问题的可行办法也是同样。阿克拉与南登一样，如何从整体的角度解决环境移民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与如何应对发展的全面挑战问题息息相关。
阿耶曼-邦苏就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他说：“你不能把应对环境和发展两个问题分开来看。看看荷兰，再看看孟加拉。为什么即便是荷兰低于海平面，荷兰人还能 够生存下去？如果荷兰是一个像孟加拉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我保证荷兰人早就搬走了。但是，他们留下了，因为他们有实力。”
这个论点与将 环境移民想象成一个全新的、令人恐慌的问题完全相反。虽然，世界上的一些角落正面临着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未来。然而，对大多数受到威胁的社会而言，应对气候 变化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案似乎就是他们正在竭力实现的：一个不再靠天吃饭、成熟的、多样化的经济。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话，移民问题的前景与其说是 促使设立新的国际机构或制订新的难民法案，不如说环境移民促使目前还互不相关的经济政策与环境政策结合起来。
值得关注的是，加纳为了扭转国内移民现象所付诸实施的各项计划，从移民的重新安置到简单地用汽车送人们返乡，都面临着失败。决策者们也意识到了这点。2007年到2009年，在欧洲委员会的资助下，开展了一个名为EACH-FOR的试点研究项目。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世界上23个国家和地区的环境移民情况。
在这项研究中，EACH-FOR建议加纳政府停止试图控制人口的流动。同时，应将注意力集中在南北之间逐渐扩大的贫富差距上，改善两地之间的交通联系，并增强他们之间的贸易往来。
这种解决方式并不是说要忽视移民或者环境的问题。相反，是为了找到对当地气候变化条件敏感的发展计划。唐·迪茨称其为“针线活政策”。作为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地理学教授，迪茨花了10年的时间研究气候变化的应对问题。我访问南登的期间，他正好也在那里。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名叫凯斯·范德吉斯特的荷兰博士研究生。他负责EACH-FOR项目在加纳的研究，并且在过去的九年里一直研究这个国家的移民规律。
迪茨解释说，这些社会由于面临着不断恶化的气候而变得非常脆弱。对他们而言，有两件事是他们最需要的：一个良好的教育体系——因为，最聪明的人也是最先移民的人——以及值得信赖的地方机构。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政治机构，都必须能够对条件的变化做出迅速的响应：比如说，在干旱的时候暂停税收，或者在缺雨的时候向农民提供贷款或保险让他们能够购买新的种子等。迪茨还说：“我们不要求一个实力强大，富有的政府，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对节气信号敏感的体系。”
EACH- FOR的研究发现中有一点与迪茨所说的话相呼应。那就是，从环境压力大的地区移居的决定常常是由一系列小规模危机所导致的。联合国大学的研究员柯科·华纳 告诉我们：“很多人说，‘我们只不过是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所以我们就询问他们，‘如果你有一点小额保险，一点政府资助，或者是有一个能够帮你度过难关的亲人，结果会怎样？’他们的回答是，‘那样的话就不一样了。’”
正是在这种适度援助的理念范畴里，移民问题最终重新以一种截然不同的面貌展现出来。移民不再是一种抛却故土的行为，而是为了使人们能够留下来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中的一部分。南登人口的流出意味着当地90%家庭能够收到那些搬到加纳南部的亲人寄回的汇款。这些汇款占一个普通家庭收入的10%，虽然数额不大，但是足以减轻他们所承受的来自更多或者其它不大的打击的压力。一些人离开，换句话说，就意味着其他人不必离开。
在南登这样的地方，那些离开的人和留下的人之间的纽带在帮助社区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的过程 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我们还缺乏足够数据来证明汇款在国内人口流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国际汇款所发挥的力量却是众所周知的。这些国际汇款据估计高达 数千亿美元，要远远大于任何开发预算。英国智囊机构，海外发展研究所（ODI）已经证实，移民群体电汇回的钱款能够很快地、直接地到达受灾群众的手中。因此，自然灾难过后，这些钱与政府的救助措施同样有效。
在2005年危地马拉受到飓风“斯坦”袭击之后，受灾地区收到移民寄回的款项达4.13亿美元，几乎是政府向联合国申请的援助款项的20倍。在同一年，巴基斯坦也遭受了地震的重创，导致7.3万人丧生。而在巴基斯坦北部地区，收到汇款并且居住在混凝土房屋里的家庭数量几乎是没有收到汇款的家庭的两倍。
从长远来看，一个地区以及人民与遍布世界各地的富有同情心的亲人和同胞之间的联系越紧密，那么他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打击以及长期压力时，就有更强的抵御能力。在威胁的重压下，移民既代表着社会的绝望，同时也代表着社会的希望。
让 来自南登这样饱受环境问题打击的地区的居民移居到别的国家，是一种帮助当地社会生存下去的方式。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人会指望欧洲以及其他富有国家会欢 迎这些移民。但是，这个理念却表明，移民问题在作为灾难的标志的同时，是如何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的。并且，这也是为什么移民问题本身并不是我们需要关 注的目标的原因。因为这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
在变化多端的气候和青壮年人口外流等因素的侵蚀下，南登地区的居民既希望移民问题能够得到遏制，又希望其能够继续下去。同样是那位告诉我这个社会正在瓦解的神父告诉我：“我们的人民一直在寻求某种解决的办法。”
从一个人的身上往往能够看到两种观点。我在阿克拉见到了我在南登遇到的老村长里奥·耶尔的一个移民到这里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埃里克，正在学习会计课程。埃里克是我在加纳遇到的最能够称为环境移民的人了。他原打算要留在南登成为一名职业农民，而2007年的大水使他改变了主意。
埃里克告诉我：“当我看到那场灾难，我吓坏了。”他承认他们的离开使他的父亲倍感伤心，“虽然他没有说，但是你能感觉到。”
然 而，现在他对于能够在阿克拉找到立足之地有着按耐不住的兴奋。“你要抓住生活所给予你的东西。如果生活给了你一个桔子，你就要用它榨出橘子汁来。生活引导我走上了学习会计的道路，我会沿着这条道走下去，直到得到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他还告诉我，他甚至考虑出国。在我们的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他问我是否伦敦真的没有蚊子。我告诉他是的。
“哇哦！”他不禁感叹，然后他想了一会儿，说道：“不过他们正在遭受信贷紧缩。所以，现在我不能去伦敦当工人了。”
山姆·奈特，《金融时报周末杂志》的固定撰稿人。
本文于2009年6月20及21日首次刊登在《金融时报周末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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