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都在为今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做着准备，由于气候变化而愈加凸显的水源短缺问题应该被放在优先地位。这个问题在亚洲尤为突 出。亚洲是世界最大的洲，人口占全球总数一半还多，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却比其他洲（除了南极洲）都少，只有3920立方米。与此同时，全球新增人口几乎有三 分之二都在亚洲，大部分在城市地区，十年后，亚洲人口预计将接近50亿。2008年11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025年全球趋势》报告中强调了亚洲水源短缺的紧急：“随着亚洲和中东的水源变得更加缺乏，各国内部和国家之间应对变化水源的合作可能会更加困难。”
尽 管存在上述论断，但在国际和地区层面上围绕水源的合作都有了些许的进展。世界水论坛等会议提供了有效的信息交换平台，但对政策却没有什么触及。大多数关于 水安全的轰动报导被人为地分化为两个极端：一边的人们认为水源短缺引起冲突；另一边的人们则认为这种观点是哗众取宠，指出历史上所谓的“水战争”屈指可 数。从早期预警评估和战略规划的角度来说，决策者们不应该盲目沾沾自喜，仅仅凭着历史纪录就夸大水源冲突的可能性。要知道，在未来的世纪里，人口统计学上 的压力、资源短缺和气候变化的动因都将空前巨大。
水和恐怖主义的联系也已十分明显。水可以作为生物袭击和化学袭击的介质，而水源输送和水力发电等基础设施又可以变成武装冲突的目标。去年塔利班曾经威胁说要炸掉巴基斯坦的瓦萨克大坝，如果得逞的话，将会给白沙瓦带来灭顶之灾。
关于联合解决水资源问题的动议几十年前就提出了，但国际水源争端处理机制却迟迟无法建立。《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早在1997年就公布了，但由于没有达到必需的35个批准国数量，至今未能生效。生态系统超越了政治的国界，水则是所有生物系统的生命线。任何企图用政治地理的界限来限制水源的行为，注定会对自然系统造成严重的后果。
尼泊尔和不丹等高山小国，对于水资源掌握着不成比例的巨大控制权，这使得它们可以对强大邻国的支配性影响进行制衡。水源管理机制必须把这种不对称涵盖进来，这一点至关重要。青藏高原的水正是那种战略性的稀缺资源，其分配问题可能引起国际关系中的零和冲突。
很显然，对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水源的利用是胡锦涛主席的一个工作重点，他本人就是一位水文专家和南水北调工程的坚定支持者。这项雄心勃勃的工程力图通过建造大坝、运河和水道，把喜马拉雅山的水输送到众多的中国城市。这必然会引起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关切，因为它们境内的多条大河，如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源头在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解决河水分配的合作性机制。人们必须努力保证在最小限度冲突的前提下实施这些项目。
尽管围绕水源存在冲突的可能，但生态合作也大有前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印度河水条约》的范例充分说明了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如何在对抗各方之间推动水源合作。此外，如果水源问题从单纯的定量分配问题变成了一项科学探索，人们就能发现更大的合作潜力。
即使是西藏等存在尖锐领土争端的地区，人们也必须尽快行动起来进行跨国界联合研究，弄清变化冰川的动因，探寻并推广适应策略。作为起点，中国可以加强中央与西藏当地政府在环境教育事务上的互动，同时放宽全球研究团队的准入条件，以便对青藏高原水资源减少的情况进行研究。
各 国都认为可以把海水淡化当做最后的救命稻草。但是，海水淡化可能消耗大量的能源（通常是石油），从长远来看在经济和生态上都是不可持续的。迪拜水电部22 亿美元的债务危机就是最近最鲜活的反面教材。在我们找到高效的可再生能源之前，海水淡化不可能成为水源短缺的万能灵药，特别是在人口稠密的亚洲国家。
当 世界上许多人把注意力集中在石油的地缘政治上时，水可能已经悄然变成更具突出性和重要性的资源。最新的007电影——《量子危机》，用虚构的情节非常真实 地反映了世界各地围绕水源的激烈斗争。全世界，特别是亚洲的领袖们必须把水资源的问题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努力制订出一个清晰的计划，通过约束性的国际协定 和国内水源保护法律来满足用水需求。
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是若干世界人口最稠密国家的水源地，这个重要性决定围绕水资源的一切进展都 将唯其马首是瞻。一开始，对许多政治现实主义者来说，合作的前景可能先得还很遥远，但二十国集团那样千差万别的国家在经济危机面前都能齐心合力找到对策， 我们绝对同样能万众一心，保护我们最珍贵的生命之源。
萨利姆·H·阿里，美国佛蒙特大学环境规划副教授，亚洲协会水安全领导小组首席顾问。个人网站：www.saleemal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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