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斯·席尔德：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简称ICIMOD)主任。该中心设在尼泊尔加德满都，致力于在经济和环境上发展良好的山地生态系统，提高兴都库什—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维持对亿万下游居民来说性命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作为发展问题专家，斯奇尔德博士将在8月31日的“从加德满都到哥本哈根2009”会议上发表演讲，会议的主题是南亚国家在气候变化面前的脆弱性，旨在发起一个喜马拉雅地区共同行动。
伊莎贝尔·希尔顿：中外对话主编。
伊莎贝尔·希尔顿（以下简称“希”）：自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四次评估报告发表以来，已经有许多科学家提出气候变化的速度要比评估的结果更快。根据您对“第三极”，即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的研究，是这样吗？
安德烈斯·席尔德（以下简称“席”）：我们无法作出这个论断，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可靠而连续的直接数据来源。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极少提及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现在正在对这里的冰川进行考察，可以确定地说冰川退缩的确正在发生，而且越来越快。
但是即使关于冰川的这个结论，我们也无法断然肯定，因为还要具体分析我们讨论的是哪一种冰川。我们还必须明确一点，即某些冰川——比如喀喇昆仑山的巨大冰川正在增大。但即使这样一个具体而保守的结论也会引起误解，我们无法断然肯定这个观点，因为冰川的增大很可能是降水模式的变化造成的，也许由于冬季 的西风带来了更多的降水。但这只是一种天才的猜想，目前还无法得到科学的支持。喜马拉雅山脉西侧依赖季风的冰川出现融化加快的趋势。
冰川是绝佳的气候变化指针，因为其变化即使门外汉也能立刻看到和理解。但要揭示季风的降水模式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就需要更精细的监测工具。在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我们目前还没有可靠的数据、也没有到位的监测系统，因此无法得出明确的论断。这就是底线。
希：关于冰川对该地区下游国家的预期影响，可不可能进行一下具体化？比如，今年印度季风降水量大减、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洪水和台风肆虐等等巧合现象，与冰川消退及诸如此类的现象有没有什么联系？
席： 把以前的单独事件放在一起，将其作为对某个全球性现象的解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们必须有多个年度数据链，并采用建模技术才能阐明特定的趋势。把单独事件直接拿来作为解释非常冒险。对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南亚的洪水等类似主要事件的研究，似乎表明它们只是当地单独因素爆发的产物，而这在山地非常典型。 当前的趋势是此类洪水的发作越来越频繁，波动越来越猛烈。
希：对于这一地区，我们都了解些什么，又是如何了解的？这片土地广袤而多样，但从某种意义来说它又是一个横跨数国的巨大生态系统。对这里形成一个全面而科学的认识，究竟有多重要？我们可不可能形成这样一种认识？
席： 我们必须承认一点：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具有很强的多样性。在不同的山区，我们则必须承认那里有非常地方性且在迅速变化的极端情况和事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可能对整个地区做出全面性的论断。但是，我们可以进行纵向和横向切面性分析，这样就可以对次区域、流域和特定的系统得出观点和论断。 ICIMOD正与地区伙伴携手，致力于这样一个概念，我们发现专家们对此也有浓厚兴趣。
要让观点更加中肯，我们必须得到各国政府坚定而长期的支持。此时此刻，我们必须划分出恰当的次区域，在这个区域里可以得出全面的论断。这种划分往往与政治边界无关，它们是跨国界而且超越了政治边界的。我这里所说的就是流域、景观走廊等次区域。
我们面临着两个困难。第一，过去的数据收集和解读都是在特别的基础上进行的，为工程服务，缺乏连贯性。这个现象并没有引起各国政府的重视。结果就是经常由大学等外部机构唱主角，它们做了一大堆研究但却未必进行什么协调。第二个困难是各个机构的能力参差不齐，难以进行情报交换，而且很多数据由于制度、政治和个人等种种原因没有实现交换。
希：卫星监测在我们对情况认识的加深中发挥什么作用？是不是有它就足够了？
席：遥感工具和卫星图像的确非常有用，而且进步很快。这些工具对揭示趋势发展和进行整体阐释来说尤其有效。尽管在实践中这些工具必须和实地调查配合使用，但与田野考察相比，完全建立在遥感基础上的模型分析的变化性要大得多。
比如，依靠遥感，我们对冰川和冰湖的发育和退缩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但是，我们无法对现存冰量、质量平衡和冰量演化进行可靠的估计，而这些数据对于冰态水储量以及旱季可以利用的灌溉水量的估算来说极为重要。更关键的是通过遥感进行的永冻层评估，这对冰碛石崩塌和滑坡等灾害的评估同样重要。
希：关于这一地区的气候变化影响意识、适应和减缓战略，你有什么评价？
席：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涵盖了这么多国家，而且意识、适应和减缓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对气候变化后果的意识已经大大提高，一些区域国家也做出了实质性的努力。但是，它们的立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的现实情况。
该地区有一些极端例子，如阿富汗、尼泊尔和缅甸，这三个国家都有非常明确的内部日程和优先事务。尼泊尔之所以成为极端例子，是因为它可能同时成为大赢家和大输家。但是，气候变化在该国政治日程上的地位非常低下。
8月31日的会议由世界银行、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和丹麦三家联合主办，主要的落脚点就是有多少与会者能够获得碳交易的能力。另一个极端是不丹，该国正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具高度环境意识的绿色国家。中国和印度采取了大量适应措施，表现非常积极。巴基斯坦也很积极，由于粮食安全的惨痛后果，它对气候变化极为担忧。由于英国国际发展部等机构的援助，孟加拉国也能进行重大投资了。
减缓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在这个语境下无法用专业的方式进行回答。区域大国面临的困难在于减缓和 增长的直接联系。从山地研究的角度来说，ICIMOD进行的显然是适应工作。围绕减缓的全球争论只会产生长期的影响。与此同时，加强适应工作、建立弹性社区至关重要。实际上，这意味着适应日程必须与其它日程密切联系。贫困是一个重叠性问题，与山地社区、全球化、减缓以及隔离等方面都有关系。
山地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很大，但这里根本没有污染者。另一方面，它们也没有从碳交易设施中受益。无论是全球架构、数据可用性还是交易成本，对它们都不利。我们担心山地的潜力未来将受到限制，这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山地的系统非常敏感和脆弱， 水源、生物多样性、文化传承、复元空间和旅游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将受到影响。这将进一步影响到粮食安全，特别是亚洲的粮食安全，因为这里的大江大河严重依 赖山地及其冰雪融水。
希：缺乏准备会带来什么风险？
席：这又是一个高难度问题。说到准备，我们可以看一看防灾准备。大多数危险都不是新出现的，当地社区已经学会要适应新的风险，采取了大量弹性措施，他们还在不断学习着。最关键的是外部主体带来的变化。校舍常常建在边缘地区，或者非常开阔的地带，医疗机构也是如此。由于扶贫基金中软钱的存在，一些最普遍的投资都流到道路建设 上。由于这些道路的建设完全置工程原则于不顾，随着气候变化就产生了新的灾害脆弱点。而气候变化对水源、生物多样性、所需土地覆被和土地利用的影响则是相当缓慢的过程。
缺乏准备最近期的风险就是生命财产的损失。忽视眼前的风险就是制造未来的损失，破坏投资效果。投入越高，相关认识就应该越全面，准备还是次要的。高投入要求对气候变化和预期投资的风险必须有充分的认识。
比如，在尼泊尔科西河系中的塔玛科西河上，该国政府规划建立总装机容量达93.8万千瓦（938兆瓦） 的水力发电站。然而，该河上游的中国一侧已经确认了40个可能造成危险的冰湖，但由于尼泊尔规划者没有水流量的长期数据，他们就必须采取很多种安全措施， 防止电站遭受过大的难以计算的威胁，这样一来投资成本和风险都变得非常巨大。认识的缺乏会导致我们难以做出正确的决策，这意味着非生产性投资可能大大增加。
希：在什么领域需要更多的合作？
席：主要有四个领域要加强合作。首先，必须消除知识鸿沟，也就是说让知识和数据可用并可以获取。其次，必须有制度和机制来建立知识银行和监测设施，这意味着要进行制度建设——现在捐助者对这一点很忽视，还要加强当地专业机构和大学的科研能力。第三，必须促进跨国界情报交换与合作。第四，捐助者，即传统发展机构在捐助者协调、一揽子基金和国家所有方面已经有很大进步——至少是口头上的。
另一方面，我们意识到在全球化框架内，传统捐助国创造出新的国际 合作工具。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已经没有国家外部政治，只有全球内部政治。因此，科技部长们才能得到资金和全世界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合作。气候变化意味 着：对某个特定国家来说，不同主体对其进行捐助，进行合作和研究，该国却没有任何切实的协调能力。在没有清晰的协调和磋商机制的情况下，气候变化正在创造 出多种新的合作渠道。
从ICIMOD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市民社会必须增加信息量并提高意识。知识必须成倍地增加，才能影响政治日程。这些信息必须反映出危险和风险，同时创造出更多的机会，特别是给山地的机会。
希：怎样才能改善现状呢？
席：如果说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对更长期目标的决心，也就是一贯性，无论对区域国家还是捐助者都一样。这也意味着意识培养和制度建设。我认为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提升区域国家自身的发展潜力，要知道，还有其它的日程项目，和气候变化一样重要。
希：如果无法实现合作，会有什么危险？
席：危险就是区域国家脆弱性增大，达不到最优资源配置、发展差距加大。
安德烈斯·席尔德，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CIMOD)主任。
伊莎贝尔·希尔顿：“中外对话”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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