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水资源部前部长、尼泊尔水资源保护基金会研究主任迪帕克·吉亚瓦利先生在接受“中外对话”总编伊莎贝尔·希尔顿的采访时认为，新的研究需要科学深入到基层人民中间帮助他们应对喜马拉雅地区的气候变化的问题。
伊莎贝尔·希尔顿（以下简称“希”）：预测未来气候变化对当地的影响，其准确度究竟如何？
迪 帕克·吉亚瓦利（以下简称“吉”）： 人们对于这一问题有一些混淆：目前所发生的一切似乎越来越让人感到恐惧，有些事情的后果是非常确定的。除此之外，尽管各种各样的模型对各类情况作出了预 测。但是，喜马拉雅地区所面临的问题还没有真正开始得到解决。科学在研究降雨量以及降雨量对当地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希：科研工作如何能够与这一地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吉： 在喜马拉雅地区和南亚地区，不同地方所受到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而且冰川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而已。马尔代夫将会被淹没，斯里兰卡或许将遭受更多的海啸以及更猛烈的风暴的侵袭。孟加拉国也会面临着许多自身的问题。这些国家不会受到冰川问题的直接影响。对冰川问题进行研究的意义更多的是在于其强大的指示功能：冰川可以清楚地告诉你有不对劲的地方了。就像发烧去看医生一样：因为你知道你生病了。但是，我们还不具备足够的知识，因此，我们无法准确地预测冰川对众多地区所产生的影响。比如说，如果你看了最新的一份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你就会发现，喜马拉雅地区完全是空白。当地的人们已经深受其苦，但是我们却无法确定某项后果是否与气候变化有直接关系。
我们在尼泊尔各地进行了一系列调研。当我们将农民组织到一起，询问他们目前确实遭受的由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影响有哪些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根本无法将他们目前所遭受到的一切与二氧化碳排放联系起来。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大部分的地区，气候和天气两个词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当我们问他们的农业正面临什么问题 时，一系列的影响便显现出来。
有些问题是能够预测的，比如说，春季提前了一周。尽管“真正”的春天还没有到来， 万物就已经开始生长。但是，随后寒流却有可能突然来袭。这种气候对黄瓜的生长似乎有一定影响：雄花的数量会远远高于雌花的数量，因此收成就会减少。芒果开花结果之后，果实会萎缩脱落。所以，芒果的收成也大为缩减。生长在低地的害虫开始向山上迁徙。某些低地的杂草也出现在地势更高的地区。
为了了解人类所受到的影响，我们还对某些重大的地区性灾难进行了研究。比如像印度季风的消失，或者台拉河地区的洪水等重大事件等。了解目前正在发生什么至关重要。我相信，我们需要从气候变化的角度重新思考发展的问题。而目前我们还没能做到这点。
希：目前还没能做到这点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发展部门还没掌握此类详细信息呢？
吉：你说到点子上了。我们可以通过遥感技术和卫星获得鸟瞰图。尽管鸟瞰图很有用，但是还不够。对于像尼泊尔这样地形多变、社会复杂的国家而言——全国拥有90多种语言， 103个种姓和民族——我们需要有地面图作为鸟瞰图的补充。我称其为“蛤蟆眼”科学。
希：是不是因为高端科学无法进行细分从而无法解决某一特定地区所发生的问题呢？
吉：没错。我们面临的问题涉及范围很广：生物多样化、地质多样化、文化和种族多样化。我们之所以关注这个蛤蟆视图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人们并不是坐等《联合国气候变化公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协议的签订。数百万普通民众正根据他们自己的民用科学以及他们的传统知识做出响应，用他们日复一日的足迹投出他们的选票。人们正是通过这些来做出他们的日常决策。
高居象牙塔的科学需要真正走下神坛，与民用科学和传统知识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了解目前所发生的一切，从而各国政府也能够进行规划。高高在上的科学已经开始研究为什么黄瓜的雄花的数量大于雌花的数量，浆果的成熟期为什么会不对的原因。
举个例子，没有人研究土栖动物群的问题，土栖动物群对万物的生长至关重要。并且一旦出现问题，它们是最早的一批指标之一。它们能够影响从植物到鸟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然而没有人知道它们怎么了。科学家们需要重新调整他们的研究方向，多听听当地群众的意见，然后再去开展研究，这样他们提出的战略才能更站得住脚。
希：研究结果发现什么人最容易受到影响，您知道吗？
吉：是的。传统观点认为最赤贫的人群是最脆弱的，但是我们却发现实际上中低阶层最容易受到影响。原因是，最赤贫的人群从来就没有足够的土地养家糊口，所以他们总是不得不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赚钱。他们一年中有一部分的时间根据季节情况外出打工，因此他们已经拥有了所需的人脉资源。他们天生具备很强的自救能力，所以一旦收成没有往年好，他们就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外出打工上。
而对于中低阶层的人们来说，他们有足够的土地使他 们可以完全靠农作物为生。如果一年收成不好，他们也许还可以挨过去。但是如果连续两三年都是如此的话，他们就会变得一无所有，那时你就会看到在印度所发生 的一幕——农民因无法生存下去而自杀。这种情况在尼泊尔也有发生。贫困的人们虽然备受苦难，但是他们却没有被逼到绝境。真正受到重创的是那些中低阶层以及 更高阶层的人们。社会稳定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有可能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呢？
吉： 解决方案不应该仅仅针对水域、针对目前所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大谈特谈一些宏伟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建造高耸的大坝，但是修建大坝大概需要40年的时间， 然而在尼泊尔，一届政府是否能够执政40天我们都不知道。解决方案必须是数百万个家庭能够接受的。方案是否对他们有所帮助？如何帮助他们？对此，我们还没有进行足够的科学研究。我们需要民用科学、以及脚踏实地的真理。
对于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有些建议。目前，我们 还只是没有足够的数据建立地区模型。但是，比如说，如果在尼泊尔的每个学校里面设置一个气象监测台，让孩子们读取监测台的数据，让校长将读取的数据传真回 来，那么数据采集点就从450多个猛增到4,000多个。我们的数据就会突然之间丰富起来，而且同时还让当地群众能够全方位地了解问题。
虽然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一开始，只是在学校里设置雨量器，并跟当地的调频广播电台合作发布数据。广播电台对此非常兴奋，因为他们能够谈论当地的天气情况了，而不是照本宣读从加德满都发来的天气预报，而这些来自加德满都的数据可能跟当地没有丝毫关系。
我们希望我们的报告能够指出一些最根本的东西、那些当地人们已经采取的应对措施，例如：建造高脚房。这样汛期来临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搬到楼上去，从而保证人的安全和粮食的安全。险情过去后，他们可以再搬回来。有些村子已经将他们的地基升高，只是升高了一点点，但是却足以躲避洪水。
希：但是未来的洪水不会更严重吗？
吉：并不是所有的主要洪水灾害都是由于水量过大所引起的。比如说，科西水难发生时，水量其实比平时的水量还低，其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坝修建的不合理，从而导致印度比哈尔省 的350万人口和尼泊尔的6,500人口流离失所。如果明天的洪水更加严重，我们就会遭遇更多的类似科西水难的现象。未来的洪水也许会更严重、更频繁，但是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迪帕克·吉亚瓦利：尼泊尔水资源部前部长，尼泊尔水资源保护基金会研究主任。
伊莎贝尔·希尔顿：“中外对话”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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