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世界发送的强烈信号” —— 黄立安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中国将在现行国内气候变化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履行《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及现阶段的五年计划。其中包括加强能源使用效率，促进含可再生能源及核能在内的低碳能源的发展，以及提高森林覆盖率。
最引人注意的当属胡锦涛主席提出的新目标，中国将争取到2020年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着下降”。尽管没有提到具体的数据， 但我们理解一项如此深远的国家政策，无疑必须经过一系列繁复的立法程序才能在全国普遍推行。不过这表示中国愿意依据国际气候政策通用的测量方式来解释该国现行的能源节省目标，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能源消耗总量。承诺减排就充分说明中国愿意承担与其资源和影响力相符的义务。
这一政策至少包含三个重要意义。首先，中国肯定将减缓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减排速度取决于具体的碳排放强度目标，也将决定中国何时达到碳排放总量的峰值。不过中国官方高级官员最近向公众承诺，中国希望尽早达到排放峰值。
其次，从能源强度转向碳排放强度，这一重心的转移将加速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目前，中国的能源强度标准还未对碳化石燃料的高碳消耗和可再生能源或核能的低碳消耗做出区分。通过制定碳排放的效能目标，低碳能源显然将更受青睐。鉴于目前能源强度目标的要求，碳排放强度政策不仅将促进化石燃料的使用效率，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
第三，该政策暗示性的承诺中国将长期坚持碳排放可测量、可报告及可查证机制（MRV机制）。这一表态是否符合国际社会所期待的透明度还有待观察。但与我们过往认知不同的是，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主要的能源和环境政策中已经涉及相当成熟的MRV机制。
把胡锦涛主席的讲话和中国最近其他政策的动态联系起来看，我们能发现更多问题。今年8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中国政府各项中、长期发展战略的考量范围。8月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内部核心）审议通过了一项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进一步明确并巩固国内对气候问题的相关立法，同时确保了其在国际气候谈判进程道路上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综合来看, 这是中国向世界发送的强烈信号——中国将认真严肃地对待气候变化，并正努力探讨更全面的措施，以满足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许。 这不仅是中国向发达国家展现的对抗气候变化的诚意之举，也将势必推动其他发展中国家制定符合自身行之有效的低碳战略。
黄立安，位于华盛顿的智库“美国进步政策中心”的高级政策分析师。他同时是北京能源网络的发起人之一。他还开设了“绿跃进”博客，讨论中国能源和环境问题。
“难以跨越的障碍仍存”—— 伊莎贝尔•希尔顿
各国本周的不懈努力为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保存了希望，而胡锦涛主席的讲话虽并未提前表示任何承诺，却可看作是向世界传达的积极信号。尽管中国、印度和美国都为纽约带来了和谐的声音，但要在十二月达成切实的协议，难以跨越的障碍仍存。
这一谈判过程本身就存在着许多内置障碍： 首先，这是一次全球性的贸易谈判，这意味着各国代表在入座前就已经背负着明确的使命，那就是要使自己的国家在获得最大利益的同时付出尽可能少的代价。这样的贸易谈判往往只能实现最低的共同标准。而这对气候变化问题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更糟糕的是，如果仍不能在十二月达成具体的协议，我们将很可能再次陷入多哈会议那样的困境之中。
各国领导人本周在纽约的发言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向：既要面向其本国听众，同时也面向他国听众。每次演讲必须设法缩小利益对立方的分歧，说服国内听众国家不会放弃太多利益，但同时也不忘满足另一方的期望，表示将尽己所能。
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演讲是否能说服奥巴马的反对者，使气候变化法案顺利通过美参议院立案？而奥巴马的气候承诺能否说服持怀疑态度的印度和欧洲代表，相信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已经承担起与之财富相匹的责任？中国真的相信《京都议定书》附表I的富国会认真对待所谓的技术转移么？对于以上所有的问题，答案都是否定的。这是通往哥本哈根道路上的一小步。而终点，看上去仍是遥不可及。
伊莎贝尔•希尔顿：中外对话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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