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利用市场机制来实现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向似乎正在被决策层所逐渐接受。但在中国应该建什么样的排放权交易市场，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路径上，争议仍然较大。
北京环境产权交易所（下称“北京环交所”）总经理梅德文曾对笔者做过这样一个比喻：“限额交易（cap-and-trade）相当于法拉利；我们目前只是乡间小路，只适合开拖拉机。”
北京环交所是中国目前主要的三家从事跟环境和能源相关的交易所之一。其他两家分别位于天津和上海。它们正式挂牌的时间均不过一年有余。这三家均由地方政府支持成立。
与北京、上海两家交易所不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TCX）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它的股东包括中国三大国有石油公司之一——中石油（CNPC）下属的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在创建之初便决定借鉴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自愿限额交易模式。
在决定进入中国市场前，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已经在欧洲、澳大利亚及加拿大进行了成功的复制。他们相信他们在排放大国中国也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天津排放权交易所 董事长戴宪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曾如此表示，“他们（芝加哥气候交易所）自愿减排的模式，我们觉得中国的情况跟美国很相似，没有承诺限量减排，不等于我们不做这些事。美国做起来了，中国企业内在也有这些要求。”
今年9月初，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正式对外推出“企业自愿减排联合行动”， 即在目前没有设定绝对减排目标的情况下，本着企业“自愿设计规则、自愿确定目标、自愿参与交易”的原则，通过招募、设计和交易三个阶段，研究和执行符合中 国国情和企业实际的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测量、报告和核实体系、目标承诺与减排和交易体系，以企业自愿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协议的方式，通过天津排放权所 交易所市场平台组织实施。
按照计划，“企业自愿减排联合行动”首批将选择20家国内排放企业，这些企业应该涵盖各个不同的行业，拥有较大的排放规模。
另根据设计，交易所需的限额（cap）并非存量绝对减排，而是增量放缓。
但在北京环交所看来，中国目前的政策环境离真正经济意义上的交易差得还很远，尚不适合立即采取限额交易这一被其称为“激进式改革”的模式。相反，根据中国过往的经验，总经理梅德文认为，“渐进式改革”可能也许同样更适用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
为此，北京环交所决定从VER——自愿减排交易开始做起。
北京环交所董事长熊焰解释，这个自愿减排就是没有强制减排责任的国家和企业，基于企业社会责任，或者社会的长远发展，自愿减少产生的排放量。
今年8月5日，北京环交所宣布达成“国内自愿碳减排第一单交易”—— 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27.7万元购买奥运期间北京绿色出行活动产生的8026吨碳减排指标，用于抵消该公司自2004年成立以来至2008年底全公司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
不过，在今年10月接受笔者采访时，熊焰承认，这第一单具有偶然性。目前，他们一直在研究，试图制定出一个自己的碳自愿减排标准，并将目标暂时锁定在广义的农业项目，而非大型工业项目上。北京环交所称，他们将在12月举行的哥本哈根会议结束前正式公布其中国农业自愿减排标准。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总经理林健也和北京环交所持相同的观点。他在2008年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中国现有的环境能源交易市场不存在碳排放量的交易。上海环交所到目前为止主要做的是节能减排和环保技术及资产类的交易。近来，他们也增加了碳自愿减排（VER）项目，主要是针对国家发改委已经批准的减排项目。
不久前在接受笔者电话采访时，林健进一步表示，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模式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因为美国是联邦制政府，联邦虽然没有承诺强制减排目标，但美国各州有独立立法的权力，有许多州建立了各自的强制目标，而中国的法律体制完全不一样。
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全球副总裁、天津排放权交易所董事长助理黄杰夫则对前景较为乐观。他承认中国不能完全照搬美国的模式，而且在中国必须紧跟着政策走，但他认为，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总裁桑德尔三十多年的排放权期货交易经验完全可以为中国所用。
三个多月前，在接受笔者采访时黄杰夫曾指出，中国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个限额（cap），就是“十一五”规划中制定的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也就是到2010年， 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单位GDP能耗(Energy Intensity)20%。说这话的时候，中国官方还没有提出碳强度（Carbon Intensity）的概念。11月26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到2020年，将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单位GDP碳排放(即碳强度)40％至45％。
黄杰夫表示，虽然外界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提出的这一目标还是过于保守，但他认为，有数字比没数字好，表明中国至少往前迈出了一大步。而这也是中国走向限额交易所需政策的一大步。
不过，据笔者了解，从2009年9月初启动至今，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的“企业自愿减排联合行动”尚无实质性推进。在第一步——企业历史数据收集工作上，交易所就遇到了很大的障碍。
另一方面，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似乎也开始开发碳自愿减排项目。11月17日，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发出一则新闻通稿，称，“上海济丰包装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济丰”）委托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以上海济丰名义在自愿碳标准（VCS）APX登记处注销一笔6266自愿碳指标（VCU），抵销上海济丰2008年1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产生的碳排放量。上海济丰为此通过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向厦门赫仕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厦门赫仕”）支付相应交易对价。”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总经理林健认为，中国政府虽然公布了碳减排目标，但“交易环境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他表示，交易不是追求的一个目标，而是一个手段。不能把追求交易本身作为一个终极目标。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碳市场的副研究员陈洪波看来，不管是碳市场，还是其他的市场，发展起来都是要有条件的，而他认为目前中国的很多 市场基础设施还很不成熟，比如减排量交易的法律产权归属问题，缺乏第三方认证机构等。另外，市场的需求到底有多大，也是一个未知数。
陈洪波认为，将来的碳市场，必须是一个强制性的市场。即政府制定总量，才会有需求。
对此，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长熊焰亦有务实的认识。他说，实际上，最终殊途同归。“大家只要做这个行当的人，或先或后，或早或晚，都会走到（限额交易）这条路上。”
曹海丽，原《财经》杂志高级记者，中外对话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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