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气候变化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那么，解决起来可能要容易得多。但是，它显然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发展等多重国家利益关系的问题，其间的利益分化和纠葛错综复杂，这使得达成一个令各方满意的国际协议注定困难重重。
为期两周的哥本哈根会议在很多人来看，是一次惨重的失败和灾难：在少数几个关键国家闭门磋商后产生的《哥本哈根协议》，是一份水得不能再水、和预期目标相去甚远、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政治文件。而且至少有五个国家至今仍纠缠在程序透明和合法性问题上。他们的谈判代表在最后一晚上的愤激言辞为这次举世瞩目的大会划上了一个戏剧性的句号。
大会最后48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至今仍是众说纷纭。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称，中国总理温家宝没有被邀请参加当地时间12月17日晚和18日晨“由美国发起”的秘密会谈，为此颇有意见。印度气候谈判特使萨兰也在18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及这一细节。
而英国气候自由撰稿人、马尔代夫政府特别顾问马克·莱纳斯则在英国《卫报》上撰文称，他出席了周五（12月18日）晚上由20多个国家领导人参加的闭门会谈，亲眼见证“中国是如何搅局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依然没有出席那次闭门会谈，而由外交部副部长代为出席。在西方媒体的类似报道中也都认为，因为不满美国执意要求中国的国内减排工作接受国际核查，温家宝拒绝参加有奥巴马参加的这两次闭门会议，导致谈判受阻。
英国环境部长米利·班德在《卫报》上撰文，称中国“劫持”了哥本哈根协议；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则乐观表示，中、美未来将会“有更多作为”。
除了和美国在MRV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中国被指“搅局”的主要行为是，坚决反对在文本中出现“2050年全球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50%，其中发达国家减排80%”的目标。
中国反对的理由很简单，这个目标会限制中国的发展——以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和经济、能源结构，中国很难在2050年实现这一目标。根据中国谈判代表之一、国 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吕学都的解释，1990年全球碳排放约210亿吨，到2050年减半就是105亿吨，而中国2005年的排放量已达60亿吨，按照现在的速度发展下去，105亿吨排放量或许到时还不够中国自己用，更不用说全球了。
换句话说，中国不想要对其发展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限制，不愿意把任何有可能给中国限定温室气体排放上限（cap）的条款写入文本里，因为它担心国内的政治经济稳定。
中国的这一立场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始终坚持的一点。特别是自2009年10月的曼谷会议以来，由于欧盟立场的转变，谈判的核心已经变成是坚持《巴厘路线图》 制定的双轨制还是两轨并一轨。在前者的框架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并不需要承诺强制减排目标。但如果并成一轨，中国受到的约束力将大大加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冲突明显加剧，成为气候谈判这个困局中的一块（a piece of the puzzle），并且是很大的一块。
但是，认为如果没有中国的反对，就能达成一个有法律效力的强有力的协议的看法，也绝非现实。只要看看八前年启动但至今仍搁置的多哈回合谈判就知道，在这个谈判中，中国并不是主要的利益方。在多哈回合之前，美国和欧洲还能控制局面。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越来越大，以及联合国自下而上的决策体系，过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多边谈判已经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甚至某一个利益集团所能控制的，更何况气候谈判涉及的利益和层面较贸易谈判远为复杂。
即使没有中国的强硬说“不”，国际气候谈判的另一决定性力量，美国所能承诺的减排目标也会使哥本哈根气候谈判难以达成。
根据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能源法案，美国到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应实现减排17％，如果换算成按1990年基础计算，仅相当于减排4%，不仅离发展中国家提出的40％的目标相去甚远，就是和欧盟提出的20％－30％的目标也难以匹配。但美国仍然声称自己已作出足够的努力。
美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美国总统并不具有绝对决定权。而美国国会在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越来越沿着党派界线分化。这使得任何一个提案的通过都费尽周折。目前， 众议院通过的《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尚在参议院讨论。民主党参议员约翰·克里虽然积极支持达成一个气候协议，并专程赶到哥本哈根游说。但所有人都知道，要让严重分化的参议院通过他的提案而不让其缩水，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决定了美国不可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提出更高的减排数字。
事实上，缩水的《哥本哈根协议》也是美国乐见其成的。因为美国国会还没有做好接受任何有国际法律约束力协议的准备。奥巴马政府也需要更多智慧和策略保证《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在2010年的春天在参议院通过。否则，美国政府在谈判中的任何承诺都是一张“空头支票”。
同时，印度等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也不愿意接受任何来自发达国家的限额压力。印度环境部长拉梅什8月底曾造访北京，目的便是和中国商讨结成同盟共同抵制西方 国家的压力。印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都远落后于中国，但对印度来说，如何处理好发展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同样是一个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限定减排总量说“不”，中国并非孤立。
哥本哈根会议达成一个缺乏法律效力的极弱的政治文件，中国算是为自己的发展买了时间。但这一权宜之计能维持多久并不好说。中国继续说“不”的国际压力已经越来越大，不仅来自发达国家，也来自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不发达发展中国家。而且，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增长奇迹是建立在环境急剧恶化的代价之上的，这样的发展注定不可持续。无论对内对外，中国都没有理由推卸自己的责任。
在我看来，或早或迟，谈判是要朝着单轨的方向发展的。因为任何不包含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的协议都是没有实际效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哥本哈根会议仍是有成果可言的——它用一种变通的方式将中国和美国拉上了同一条船。
曹海丽，原《财经》杂志高级记者，中外对话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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