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与水有关的气候影响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境内。水事问题在中国的对外政策及区域安全政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国的邻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充分体现了其重要性。例如，巴基斯坦官方就曾经暗示，对于这个本来就已经非常脆弱的国家而言，喜马拉雅融水的变化可能会使其农业生产遭到致命打击。从2008年地球政策研究所所做的一份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有大量的人口过度依赖于农业，而这里的农业又主要依靠冰川融水进行灌溉。美国亚洲协会的一份报告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水政治将日益成为影响亚洲安全的重要力量。
中国的安全在湄公河流域所面临的问题上面临着挑战。中国与其下游湄公河流域的邻国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都十分薄弱。而中国境内正在修建的几座大坝由于限制了流向下游国家的水量使这一情况得到了进一步的激化。假如正如一些气候模型所预测的那样，由于气候变化，流向湄公河的水量波动性加大。那么，中国“单方面”对河流源头水量加以控制将引起东南亚国家更大的恐慌。
有关水资源及争端方面的研究认为，除非签订相应的水资源条约，高密度地修建大坝将导致冲突行为的发生。因此，这种权利上的不对等便更具有其特殊的意义。而且，中国一直以来坚决拒绝加入湄公河地区此类“强制性法律”的范畴。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断言，随着气候导致的湄公河水量发生变化，如果中国想要避免与湄公河地区国家间的紧张局势，那么它将不得不改善其合作框架，并同时加强外事沟通。
有迹象表明，中国的战略研究组织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些实际问题。1990年代后期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中对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进行了重点阐述。同时，它还强调了合作和对话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这一趋势下，中国的战略研究及国际关系组织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在气候变化有可能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上。例如，一篇知名的中文文章在援引了西方对安全问题不断扩大的定义之后呼吁设立一个从政治和安全维度对环境变化问题进行研究的专门政策研究机构。
此外，一系列西方研究成果，其中包括美国国防部2004年所作的一份广为人知的研究报告在中国国内引起了广泛争论。争论认为气候变化导致的资源短缺有可能引发冲突，甚至是战争。一些非官方评论家曾特别提到水资源引起的冲突将逐渐成为影响中国与其邻邦之间睦邻友好关系的主要威胁。
伴随着这些评论，在中国与一些邻国间的关系中，水资源问题已经日益突出。近年来，中国已经与包括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一些国家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协议对跨境河流的划分及保护做出了规定。此外，上海合作组织（SCO）也开始着手解决水资源问题。而该组织最初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安全合作。上合组织2004年召开会议讨论水资源问题。2005年，该组织与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签署协议，双方将就水资源问题扩大合作。
然而，与此相反的是，中国政府似乎不愿承认气候变化与安全之间普遍存在的联系。北京方面在联合国安理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抗辩，借此表达对联合国将气候变化与安全问题结合起来的强烈反对。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曾发表社论认为，“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明智的做法。但是，认为气候变化事关安全问题则是一种有预谋的哗众取宠的做法。”
对于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解读。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主张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而这有可能会引起人们对非传统安全模式的质疑。此外，在是否达成具有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协定这个问题上，北京决定采取规避的态度。而重要的是，我们应当以这一态度为前提来看待中国不愿将气候变化与安全问题联系起来的立场。尽管如此，仍然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中国国内的看法正在发生转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气候变化引起的社会方面的诸多挑战。
如果说中国官员在国际场合对气候变化与安全问题挂钩的做法不以为然的话，那么他们在国内却对与水源有关的气候变化影响表现出高度的重视。例如，温家宝总理在1998年曾经这样说过，“水资源的匮乏将威胁到中华民族的存亡”。 中国农业科学院知名人士林而达教授同样呼吁人们关注冰川消退所带来的威胁。他认为，气候变化带来的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将“直接威胁到中国的粮食安全”。
2008年到2009年发生的冬季干旱同样引起了政府对水资源问题的关注。在随后的官方媒体报道中称“农业是政府的头等大事”。
气候变化导致一些中国最具战略意义的地区将面临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局面。中国大约有23%的人口居住在西部地区。冰川融水是这些地区旱季主要的水源。随着冰川的融化，水资源将变得日趋匮乏。
一项研究认为气候变化是导致夏季径流流量降低的罪魁祸首。而由此引起的土壤沙漠化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进一步恶化。这让一个已经非常贫穷的地区背上了沉重的社会经济成本包袱。这些西部地区不仅贫困，同时它们还是中国最为动荡的地区。因此，这些影响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中国西北部地区水源供给的变化将从两个基本方面形成安全挑战。首先，稀缺资源的竞争能够使占中国人口多数的汉族与藏族和维吾尔等少数民族间现有的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正如美国亚洲协会2009年所做的一份报告得出的结论那样，“本来就已经十分稀缺的水资源供给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消耗殆尽。因此，人们很容易便能够预见到发生冲突的可能。尤其是在水资源分配的问题上，人们认为一些汉族企业享受优惠待遇时。”
其次，水资源短缺会导致“环境难民”数量的增加。中文论文中“环境移民”是指国内人口向资源相对较为充足地区的流动。而当这些人口从西北部地区流向中国其它地区以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时，他们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激化了民族紧张局势。
社会学研究发现，由于水资源的减少，甘肃省有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他们的土地。同样的现象在西藏也有报道。这一地区所面临的多种挑战导致藏族人口外迁率的增高。
“环境难民”所带来的风险便是这些人有可能会丧失在新的定居地维持生计的途径。研究显示，贫困人口受环境不断恶化的影响更大。他们在失去资源的同时，也不具备 在他乡重建家园的能力。中国耕地面积不足，环境难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在异地重新定居时，往往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很难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当“环境难民” 这一概念得到中国学术界的普遍认同时，人们对于其潜在的国内影响却认识不足，这点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斯科特・摩尔：牛津大学环境变化研究所研究生。之前曾是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富布莱特奖学金学者。
本文之前以《气候变化、水资源与中国的国家利益》为题发表于2009年的《中国安全》（Vol.5, No.3）。本站经作者授权后予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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