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放牧，或称游牧的畜牧方式在非洲干旱地区的经济繁荣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据估计，在非洲东部和西部，大约有5千万畜牧养殖者完全依靠天然旱地草场来放养牲口，而这些牲 口是他们的家庭和村子的重要经济来源。同时，这些牲口还支撑着庞大的肉食产业以及原皮和生皮工业。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当其它土地利用体系无法发挥作用的时候，流动放牧能够为国家和地区创造巨大的经济利益。
如今，牧民不仅能够将最新的牲畜市场价格信息下载到他们的手机上，还可以骑上价格低廉的中国产摩托去追赶跑远的牧群或迷路的骆驼，或者通过步行、陆路、或海路的方式将他们的牲口运送到千里之外的地方进行内贸交易或国际交易。人们普遍认为牧民是小众群体。他们与世界脱节，生活方式也因循守旧。然而现实中，牧民早已完全融入到全球发展的进程中。
但是现在，流动放牧正逐渐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出于各种各样其它的用途，草场被一点点的瓜分。而草场的水源供给以及与市场的联系也越来越困难。随着流动放牧的活动范围日益狭窄，畜牧养殖的经济收益也受到严重的威胁。牲口的出肉率降低，产奶量减少。此外，它们对干旱和疾病的抵御能力也有所下降。而这正把人们引向一条充满贫困、资源退化，以及冲突的道路。
针对游牧流动性的问题，一些新的思维、新的政策和创新实践正在许多非洲干旱地区扎下根来。非洲联盟和其他一些地区性组织正逐渐认识到增强牲畜的移动性所产生的巨大利益。这也促使一些政府开始制订各种信息充分、循序渐进的政策，从而反映出现代游牧民的需要。
为何采取游牧的方式？
其实，游牧民迁徙是为了带着他们的牲畜辗转于牧草最丰美的地方。不同时期分散于不同地方的草场才是游牧养殖在如此困难的环境里保持高产的原因。而对于那些依 靠单一牧场和规模经济的定居牧民而言，牧场上随机分布的牧草中的营养含量将使产量受到严重的影响。但是，对于那些四处迁徙，有选择地控制放牧数量的游牧民 而言，这却是一种资源。
人们常常认为，相对于传统的畜牧管理方式，现代化的牧场养殖方式是一种进步。然而，在对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博茨瓦纳、以及津巴布韦等国牧场养殖和游牧养殖的产出进行比较研究后却得出了一致的不同结论：这些国家游牧养殖的表现不仅均优于牧场养殖，而且，优势还很明显。不论是从出肉率、热量值（卡路里）、还是需提供的现金等各个方面衡量，游牧养殖每公顷土地的回报率都要高于牧场养殖。
区域内牲畜贸易是非洲东部地区的一个主要产业，其规模正不断扩大，年产值超过6500万美元（人民币4.44亿元）。该产业的收益取决于牲畜的迁移，特别是跨界迁移。在萨赫勒地区的许多国家中，畜牧养殖占农业GDP总值的40%以上。这些数据虽然非常可观，但是仍然没有反映出畜牧生产系统对国民经济的全部贡献。国民核算是以肉和生皮等最终产品的价值为基础，而忽略了游牧养殖方式在社会、安全、以及生态等方面所带来的好处。
当干旱和灾难发生时，牧民迫于生计不得不四处迁移。因此，对于牧民而言，保持流动性就变得极为重要了。干旱地区经常发生干旱，这也就是为什么相对农作物生产而言，游牧养殖是当地生产战略的最佳之选的原因。
面临的障碍
游牧民的活动范围日渐受到限制。大片大片的农场时不时地挡住他们通往放牧区的道路；边境管制又妨碍了他们的交易模式；他们过去保留下来作为干旱时期放牧场所的地区现在不是变成了国家公园就是被各种各样的农业计划所占用。政府所颁布的政策也积极鼓励游牧民在其它地区定居下来，并且适应“现代化”的畜牧方式。这些政策的立脚点往往是一些毫无根据的观点。这些观点认为，游牧养殖不仅经济效益低下，而且还对 环境造成破坏。人们认为将土地用作它途，如大规模农业生产以及国家公园等，能够创造更多的国民收入，并且对环境的影响也较小。但是这些观点都缺乏切实的证据。
农业是游牧养殖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家庭农场缓慢而坚定推进。此外，某些地区大型商业化农场的建设也正在不断地吞噬大片的放牧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已经叫停了一些建在苏丹中部半干旱地区的大型机械化农场的扩张计划，并警告说，这些项目将在未来成为农民与游牧民之间冲突的导火索。苏丹北部的大型商业化农场已经由于助长了冲突、环境退化、以及侵犯人权等原因而备受指责。
特别是在非洲东部，国家公园、猎物繁殖保护区、狩猎区及保护区侵占了大量的土地，从而使游牧迁移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因为这些土地不仅包括旱季和雨季主要的放牧区，而且还切断了季节性迁移的必经之路。设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乌干达基代波河谷国家公园位于乌干达与苏丹和肯尼亚的边界，严重阻碍了托普沙人从苏丹南部到乌干达北部卡邦地区旱季牧场的迁移。多多斯游牧民同样失去了位于东北部提姆森林的雨季主要牧场。根据卡拉莫贾农牧开发项目的迈克尔·戈德温·万苏斯的研究，这片地区在2000年被宣布划为森林保护区。然而，有大量的证据显示，较之其它方式，特别是农作物生产，游牧是一种更能够与野生动植物和平共处的土地使用方式。
不论是非牧民还是牧民都开始了圈地。从埃塞俄比亚南部的波拉娜人到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的富拉尼人以及索马里兰的索马里人，非洲之角的范围内，游牧家庭正纷纷把牧场圈起来。牧群规模缩小所引起的贫困使非洲东部和西部地区数以千计的游牧家庭不得不将牧场土地划分出来从事雨养农业，或者在有水源供给的地方从事旱季农艺。而其他人由于害怕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占用而变得一无所有，或者出于保护牧场不被用于农业或伐树烧炭等其它用途的目的，也不得不圈起大片土地。
具体有多少曾经的牧场被占用还不得而知。但是，有不少已经被用来种植小麦、甘蔗、灌溉烟草、棉花、高粱、鲜花、以及蔬菜等作物。还有一些成为狩猎场和养牛场、国家公园、以及森林保护区。重要的不仅仅是土地流失的严重程度，关键的是这些土地的性质。大部分被割据的土地关系到湿地或沿河森林等战略性区域的安危。这些地区不仅湿度较高，而且也较为稳定。因此，特别是当旱季，周围牧场的牧草枯萎贫乏的时候，这里却可以找到营养成分更高的牧草。
这些地区有着肥美的牧草，就像是“逃生的小岛”一样，在下一个雨季来临，重新长出新鲜的牧草之前，让牲口们可以有地方吃饱肚子。失去了这些地区会对整个畜牧系统的收益及适应能力造成伤害。失去这些土地究竟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多大的经济影响和环境影响，新的土地使用体系的预期收益是否会大于取代畜牧业所带来的收益损失，针对这些问题迄今所做的研究非常少。
冲突也是阻碍流动性、改变放牧方式、降低产出、以及加剧环境退化的一个主要因素。乍得和苏丹两国之间长期的冲突就意味着牧民们出于安全问题的考量不得不聚集起来形成一个更大团体。但是，结果却发现，这么做反而更难找到高质量的牧草和水源。苏丹与埃及之间的冲突同样使苏丹西北部红海州的贝贾族牧民通往主要牧场的道路被阻。牧群无法到达牧场使牧场的使用率偏低，从而导致灌木的生长乘虚而入。另一方面，当牧民拥挤在面积不断缩小的牧区中时，为了争夺日益减少的资源，竞争便会加剧，冲突就变成一个无法避免并且具有自身延续性的问题。
干旱地区的各种不合理政策限制了牲口的迁移。人们一直认为游牧养殖方式是一种落后、经济效益低下、破坏环境的土地利用方式。而在这种观点的不断驱使下，非洲 大部分地区针对牧场和牲畜制订了相应的政策 。然而，所有这些观点中没有一个是以事实或曾经的失败经验为依据，也没有反映当前所掌握的干旱地区环境和生计体系的动态学知识。而且，牧民团体也没有参与政策的制订。二十一世纪，我们必须摒弃这些冥顽不化的看法。
赛德·海瑟：国际环境与发展学会（IIED）气候变化小组首席研究员。本文作者还有塞弗里奥·克拉缇里、伊兹·伯奇、及玛格达·那赛弗。
本文的全文曾以图书形式由IIED出版，书名为《现代化与流动性之争：非洲干旱地区畜牧生产的未来》。本文为该书的摘要，经授权在此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