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9日《哥本哈根协议》在争议中出炉。同日，在哥本哈根的一群中国青年经过激烈争论，决定放弃推出一份名为《中美青年联合宣言》的文件，因为他们感觉自己不能把握可能引发的风险。
这份宣言的产生，源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期间中美青年的一次交流。宣言回顾了中美青年如何从交流中形成信任和信心，认识到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对于正在走向僵局的谈判，中美青年表达了对全球气候变化现状的关切，期待两国政府付出更多努力。
但随着中国政府在谈判中面临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这些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终于决定放弃推出宣言。他们最大的顾虑是：无法控制西方媒体和政客的解读，可能给中国政府带来更大压力，从而给自身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
“我们害怕被利用。” 就读于北京一所著名高校新闻专业的任姣洁说。去年底，任姣洁和四十多名中国青年出现在哥本哈根会场。这是中国青年参加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人数最多的一次，他们希望打破中国青年以往在这个国际议题上的沉默。
历史性的光环给这些中国青年带来了超过二百次媒体报道。除介绍中国青年的环保工作、与国外组织交流，团队发起人、来自中国民间组织“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的赵祥宇介绍道：“作为一个拥有四亿青少年的国家，中国青年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看法和立场。”
他们开展的活动包括扮成中医，给参与者开出环保药方，以呼吁通过改变个人行为来保护地球健康。而在中美青年交流后，他们开始计划“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推动谈判尽到理想中的使命。
12月10日，100多名中美青年在哥本哈根大学交流之后，双方各5名代表连夜筹划起草宣言，随后更多中国青年参与了修改。
任姣洁说，但随着事态发展，他们发现谈判远比想象中复杂，不是单纯的环境问题。
中美青年交流并起草宣言当日，包括中国在内的“基础四国”共同推出《北京文本》，这被认为是对偏袒发达国家的《丹麦文本》的回应，显示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对于长期关注气候变化者并非新闻。但随着美国对中国的公开指责，“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的地位令中国陷入尴尬。希拉里·克林顿随后抛出一千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和附加条件，即对中国减排透明度的要求，更引领发展中国家向中国施压。此时中国史无前例地面对来自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压力。此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演讲中继续对中国施压。
同时，与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华裔美国人）的会面再次令中国青年举棋不定。20分钟的会面，令中国青年有些不愉快。青年代表们本想得到骆家辉的支持，却发现对方的观点主要围绕对中国的指责。参与会面的汪宁回忆说，骆家辉“不谈历史责任，只讨论现状，指责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太多”。
短短几天内局势的变化和亲身经历使中国青年内部产生了分歧。“我们不能把握媒体报道的方向，而现在美国却在想办法把矛头指向中国。”参加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四次缔约方会议的李立说。一些持类似观点的中国青年也认为，此时推出宣言很可能被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放大为中国青年公民对其政府的施压，对中国不利。这是中国青年不愿看到的。
一位疲于应对谈判和媒体攻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官员私下对前来询问的青年说，这是个政治问题，他们不懂，不该参与。
而另一位中国谈判官员给出了积极评价，并特别嘱咐他们在宣言中提到《京都议定书》、双轨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及对中国减排努力的肯定。对此，一些中国青年认为，这种语调容易被西方媒体解读为对政府观点的简单附和，仍将对中国造成负面影响。
鉴于经验不足，中国青年也曾征询不同的NGO和媒体人士。“有的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多要求发达国家减排。但另一派声音说我们不用搞得这么政治化。”参与写宣言的马逢蕾说。一位《中国青年报》记者则告诉他们不必考虑太多，只要做想做的事、说想说的话，发出青年的声音。
各种意见碰撞，使“我们共同的未来”原本纯粹的动机，失去了理想中的力度。
“中 国青年不应在这个公共议题前，就这样沉默离开。”在英国读书的孙茜仍支持发出宣言。而部分主张放弃者认为，缺少足够准备而仓促发言并不明智；另一部分认 为，对全人类命运的热情和责任感固然重要，但居第一位的责任感仍应绑定国家利益。有中国记者建议宣言以声援政府、给美国施压为目的比较稳妥。
“即使不提中国一亿五千万贫困人口，就算平均下来，中国人均GDP仍排在世界一百多名，中国无法承担过大的责任。”北京大学学生社团CDM Club会长孙小明说。
李莉娜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下的青年组织网络联络人，对国内外青年有更多观察。她说：“与中国青年相比，西方年轻人很少经历经济发展给生活带来的深刻变化，因此在考虑气候变化问题 时，很少想到本国国力与民生问题。”她认为，尽管公民意识已见萌芽，但对本国实际困难的关注，和精神上对官方的自觉依附，仍然主导着他们的思维方式。
12月19日，各国首脑齐聚贝拉中心，就气候变化协议最后交锋，同晚，中国青年在旅馆投票，结果是：保持沉默。
回顾宣言搁浅始末，有些青年在博客中 表达了公民个体面对政治谈判的无力感。但李莉娜说：“也许中国青年可以继续尝试，试探我们参与政治的底线在哪里。”她认为，尽管短期内，现实处境和思维方 式的惯性，使中国青年在国际主义和国家利益中面临的两难，超乎他们能力所及，但除从自身生活方式做起，中国青年可以在更多调研的基础上，在国内用更强势的 姿态与政府进行对话，勇敢探索政治上的推动。她说：“毕竟现在已经不是二十年前的社会环境。”
孟斯是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执行编辑。
首页图片为赵祥宇（右）及其他中美青年代表在哥本哈根峰会，图片来源于中国青年代表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