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作者欧文杰克逊，气候研究所副行政长官。
今年早些时候，澳大利亚政府就气候变化做出承诺。依我看，真正考验澳大利亚政府的地方在于：他们是否真正有勇气采取一种非比寻常的“双解散选举”，从而能打破其排放交易计划所处的僵局。
现在看来，政府并没有成功履行诺言。总理将碳排放价格引进澳大利亚的年限推迟至2013年（最早）。政府有自己的解释：首先，如果没有参议院的支持，它是无法通过法律的；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在这件事情上进程缓慢也是促使他们重新思考并作出决定的原因。
事实上，这些辩解都无法真正立足。正如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双解散选举”是可以用来应对参议院阻挠的。并且，正如气候研 究所在一篇论文中强调过的，全球低碳投资和环境政策造就了哥本哈根及后哥本哈根时期。自2009年10月，154个新的政策声名或措施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发 布，短时间内出台如此多数目的政策，其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已经有100多个发达国家、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国家提交了国家承诺以应对气候 污染。
澳大利亚下届政府并没有在努力改变当今气候污染的局面，也没有尽力实现其许诺的2020年的减排目标。与之相反，两大主要政党的现行政策将很难在2020年前降低气候污染。
虽然澳大利亚政府已重申会恪守承诺，即在2020年前减少相对于2000年5%至25%的排放量。但是如果没有相关政策支持的话，这些承诺都只是空头支票。 即使把政府可再生能源目标的影响考虑在内，现行政策措施仍会使澳大利亚的排放量在2020年前增加到高于1990年20%的水平。
在没有任何政策规范气候污染的情况下，澳大利亚政府履行在丹麦作出的国际承诺的能力备受质疑。虽然政府表示要提高能源利用率，并且制定可再生能源政策来达到目标，但是这些措施都不太足以解决问题。
为了证明这一点，试假设在居民区，商业区还有工业区都实行所有合理的，符合社会成本效益的节能方案，那么2020年的国家排放量仍将会超过1990年水平 的5%到8%。而且，如果要全部实施这些方案，在2020年前估计要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支付高达300亿美元的投资，并且要把这些方案优先于一切现行政 策，例如可再生能源目标计划。
澳大利亚政府制定的协议也显然与他们想要在哥本哈根协议上建立国际信心的目标相违背。如果澳大利亚自己对在协议中的承诺没有信心的话，其他国家又如何能被说服？
最后，政府的态度还忽视了一点，即排放交易系统原本就是设计来处理不确定因素的。系统中几个关键元素就是为了应对国际发展中的可变因素。比如：为了平衡其他 国家所做的不同程度的承诺，他们设置了不同目标和排放上限；交易排放产业会给予(额外的)辅助来避免碳泄漏；生产委员会和其他产业辅助机构会根据国际行动 进行独立的复查；另外还有一些与国际市场的联系。
因此，澳大利亚的国际环境信用正在面临崩溃的边缘。我们需要两大主要政党提出实际的政治策略，来实现该国的国际承诺、限制和制定气候污染“价格”，以及表达对清洁能源和环境领域投资的支持。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从危机的悬崖边缘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