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被定为第一届世界人口年，当时地球上人口共40亿。如今我们的人口达到68亿，而且按联合国人口中位数测算的数据，205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95亿。然而在那同时，人类已经承诺将要使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排放按1990年的标准降低一半。然而比起能用于减缓或（毕竟我们起步得太晚）适应气候变化策略的人类财富或技术力量，与以上讨论中的人口数量并不相当。
从生态角度来看，这是非常惊人的。我们人类远远超过了我们的“生态位”，再也没有其他数量超过百万的大型捕食性动物存在于这个星球（例如食蟹海豹——曾经大量存在并所向披靡的物种——如今数量只有150至400万只）。我们已经从地球“攫取”了超过地球每年可更新数量的生物能源，同时也将二氧化碳变成一种危险的污染物。我们已经成为地球氮循环中最主要的生产者。
从人类经济的角度看来，似乎是人越多越好。现在，成功的经济体就意味着可生产无比多的商品与服务，不仅需要成年人消费得更多，也需要有持续不断的新成员来扩大这个群体。据推测这将是一个永恒持续增长的经济模型，为更多的人生产更多的食物、催生更多的家庭，远远超过人类刚进入农业社会之初的规模。同时我们越来越能对抗死亡——但却很少关注对出生率的控制——这个模型“转而”变得无所不食，它将不可持续性地消耗掉大量资源，并催生出为了保持商品与服务消费量的数百万人口。与经济服务于环境和人类相反，环境和人类都将服务于经济模式的需求。
但是没有什么可以一直增长下去。美国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指出，即使是一棵树，当它长成之后就开始回馈自然，而除非我们找到一种有同样功能的经济增长模式，否则灾难就无法避免。这样的模式就意味着这些国家将通过生态学人口结构转型，使得人口数量下降并最终保持在较少的水平上，同时也将丧失大量的劳动力。从道义上说，我们也不得不仔细规划并减少人口，否则，资源枯竭或气候变化将以粗暴残忍的方式来替我们削减人口。
全球人口增长速度已经减慢了，平均生育数量由1950年的每个妇女5个孩子减半为现在的2.5个，在许多国家，生态学的人口结构转型正在进行，例如在意大利和前苏联，其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4以下。但尽管在巴西、伊朗（1.7）和中国（1.8）生育率已经低于保持人口持平的出生率，但其他很多国家并不如此，比如埃塞俄比亚（4.8）、美国（2.02）、孟加拉国（ 2.2）、印度（2.5）和马里（5.7）。然而，育龄妇女的增加也就意味着世界人口每年增长8千万，到2050年人口数量甚至将超过联合国所预测的最高值100亿。
因此，我们需要做什么呢？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到2050年世界人口越接近或越低于联合国预测的最低值80亿人，就越理想。鉴于资源利用及温室气体排放的不均衡（例如，美国每人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为24吨，而中国是5.5吨、埃塞俄比亚1吨），抑制美国的出生率似乎是对环境最好的回馈。
这个论点得到了一些发展问题专家的响应，更得出一个反常的逻辑推理，即——只要保持贫困，家庭人口再多也没有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对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都是挑战。例如，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其人口数量使得整体排放量与美国持平。尽管印度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每人1.7吨，但她的人口增长速度意味着到2050年其每平方公里人口由370人增至490人。此外，贫困妇女在生育方面得到了额外的帮助——不管是医疗、教育，还是抚育儿女的能力、甚至有助于保护环境与保证食品安全——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也可参考联合国家庭计划指导会（UNFPA）2008年与2009年的报告。
不同排放级别的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集体努力也有所区别。比如说英国，其目标是在2050年将现在的平均每人11吨排放量减少80%，为全球减排的目标作出自己的贡献。其他愿意为将全球人口控制在80亿之内的目标做出贡献的国家也可以此作为参考。该全球目标就意味着平均每位妇女要少生一个孩子。由于较富裕国家的生育率持平甚至略有增长，同时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做出的多种努力，这意味着较富裕国家将努力保持平均水平并达到更好的状态，同时还必须要资助贫困国家妇女缩小家庭规模、并对已有的孩子以及家庭的生存发展具有信心。举例来说，墨西哥偏远地区较流行的节育方法，是将避孕药具与疫苗一同打包驮上驴背。
气候变化谈判可能正处于低迷期，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正视：减少15亿人口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对提高妇女儿童的整体福利以及对改善当地环境与经济将做出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在最穷困的那些国家。
据估算全世界超过3亿妇女希望使用避孕的工具或得到相关知识，但是却不能如愿。即使是在富裕国家，30%至40%的受孕（包括婚内及婚外）都是计划之外的。满足这些未满足得需求不应该如此困难，反而应该成为减少绿色气体排放的性价比相当高的策略之一。
在可持续发展范围内对人口政策的政策性抵触有多方面原因。首先就是人口少即会带来消费少，这对现有的经济模式背道而驰。第二就是政策制定者面临涉及到性别的决策时会采用保守态度。第三是在过去，一些国际组织以及中国和印度采取的强制计划生育措施为世人留下了恶劣的印象。
然而食物、水、能源的需求由于气候变化而日益告急，如果政策制定者再对降低生育率置之不理 ，这将不再合法。为缓和气候与适应后哥本哈根时代，将计划生育信息与器材列入可资助技术清单， 这就是非常好的开始。此外，并不用非要等到一项国际协议的出台。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都同样可以开始起步，处理好内务，也帮助他人。例如，可持续发展机构“未来论坛”就在最近的发行物《成长的烦恼》中，对英国政府提出了更好解决人口问题的建议。
最后，计划生育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全球的角度。到2050年减少50%的温室气体排放，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在现有基础上减少能源使用，同时又要做到最大限度利用已使用的能源。不是二者其一，而是双管齐下。正如世界知名的环保人士、主持人大卫·艾登堡爵士指出：“我从来不知道有什么比起人口更少时解决问题更容易，同时，也不知道有什么比起人口更多时解决问题更难——几乎不可能比这更困难了。”
萨拉·帕金是未来论坛的创始人兼总监。这篇文章基于她的新书《正度偏差：不正常世界的可持续发展领导方式》。www.earthscan.co.uk/pd在线订购该书，输入验证码PD20即可优惠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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