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汉森，美国航空航天局戈达德太空研究所所长，美国科学院院士，哥伦比亚大学兼职教授。
谭·科普塞（以下简称科）：您从事气候科学研究已经三十年了，对于这段时间里各国政府的无所作为，您觉得吃惊吗？
詹姆斯·汉森（以下简称汉）：我已经不再吃惊了。但是如果我在三十年前思考政府会如何反应，我会希望他们把科学界的意见考虑进去，因为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臭氧层问题的经验。当年科学界提出这个问题后，各国政府确实非常迅速地作出了回应。它们首先对含氯氟烃（会破坏臭氧层）进行了轻度的限制，然后随着科学结论更加清晰，限制也越来越严，现在大气中的氯的确在减少。
臭氧层问题得到非常有效的解决，但气候问题则要困难得多。对于臭氧层问题，政府要做的就是为冰箱和其它需要用氯氟烃的东西开发出替代品就行了，但在气候问题上，由于能源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作用，政府对采取必要的措施有很大的抵触情绪。
各国政府都冠冕堂皇地说他们明白我们的地球危机重重，并且制订了目标。但如果看看温室气体的实际排放，全球都在持续增长。这是因为化石燃料仍是目前最便宜的能源，之所以便宜，一部分原因在于享有补贴，但主要原因是化石燃料企业不用支付社会成本。化石燃料给人体健康带来的危害非常巨大，每年有100多万人死于空气和水污染，而这些污染大部分都是来自这样那样的化石燃料使用。但是所有的损失都由公众来买单，企业给环境造成危害也不用赔偿。
解决办法就是尽快走向一个后化石燃料时代，而不是等着把地球上的化石燃料都用光。这就意味着要强调能效、可再生能源、核能和其它不会产生二氧化碳的能源手段。我看到的一个闪光点就是中国正在对此进行大量投入，目前投资额比任何国家都要多，这是解决之道。
但要想奏效，必须逐渐提高碳排放的价格。这样人们就会开始转向清洁能源。如果我们不给碳排放定价，就无法扼制化石燃料的使用，因为煤炭等燃料的价格仍然会非常低廉。
科：您把煤炭称为“对文明和所有地球生命最大的单一威胁”。中国严重依赖煤炭，而且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里仍将如此，您对中国有什么建议吗？
汉：首先，中国清洁能源的投资做得很对。他们这样做可能是因为这是整个世界的趋势，打算将来出售技术，这挺好的。这本来应该是美国做的事情。
但要让投资奏效，就要逐渐提高碳排放的价格。我曾经给美国的建议就是向从事国内采矿和进口港务的化石燃料企业收税，并且逐渐提高金额，化石燃料的价格就会上升。然后把收来的钱发放给公众，这样他们就有必要的资金来改变生活方式和能源利用，逐渐接受更清洁的能源。
我认为中国也应该这么做，必须鼓励人们使用更加清洁的能源。当然，如果只有一个国家这样做，其它国家不干，该国在国际贸易中就会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化石燃料相关产品的价格提高了。因此，中美两国真的应该进行一场谈判，以便给碳定价。
科：您对解决气候变化的国际努力抱有坚定的希望吗？
汉：我认为这需要中美之间达成一个协议，因为它们是两个主要行为体。美国要承担的二氧化碳排放责任比任何国家都要大，占到约27.5%，中国占到约9.5%，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但在世界排第二，而且中国目前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年排放国。这两个国家必须认识到减排对它们的未来至关重要。一旦它们真的认识到这一点，我觉得协议就有可能了。
我们期望达到的情况确实要比现状要好得多。来自二氧化碳和其它化石燃料副产品的污染实在破坏力惊人，特别是在中国这样有许多地方性污染的国家。因此，更快地走向清洁能源，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
科：20年来，您一直在国会作证。为什么美国制订一个连贯的气候变化政策就这么难呢？
汉：这是因为我们当今民主的运作方式。理论上美国民主是一人一票，但实际上金钱对行政部门，特别是立法部门有着巨大的影响。游说集团让那些最符合公众利益的政策变得艰难异常。既然“一切照旧”做法能挣这么多钱，化石燃料企业就想这么一直做下去。这样一来国会讨论的法案就非常没有效率。我们真的必须改变美国的政府运作方式，以及游说集团在立法中的活动方式。现在明明符合公众最大利益的事情做起来却极为艰难。
谭·科普塞，中外对话运作和发展主管。
下一部分：在法庭上与气候变化对决
图片来自伯克利环境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