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从来没有变得如此迫切。201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可能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而全球各地的温度也可能达到了历史最高。然而，英国气候变化专员约翰·阿斯顿最近却表示：“协商与其所处的政治环境相比并不那么重要。”在经历了一系列的阻挠之后，坎昆谈判的政治环境十分恶劣。
大约就在一年之前，曾在哥本哈根召开了一系列磋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似乎有可能达成一个政治协议，进而能够在坎昆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众所周知，哥本哈根会谈并不顺利。中美两国领导人协商的政治授权十分有限，而他们之间的角力也成了会谈期间最突出的风景。欧盟则实际上保持了观望态度。谈判被发展中国家组织77国集团中的一小部分领导群体打乱，并且他们还无视他们自己的成员国的利益，这其中就包括处于弱势的小岛国。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日趋不稳以及由气候怀疑论者制造出来的一场聪明却不合科学逻辑的公关噱头——“气候门”的背景之下。尽管哥本哈根协议只是大会以“附注”方式通过的一份有限协议， 但是，在这一背景下却也聊胜于无。
进入2010年后，哥本哈根协议中的构成要素在运作方面似乎取得了一些进展，如减少森林砍伐和退化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一项保护森林的工具，简称"REDD +”）；以及通过哥本哈根绿色气候基金为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援助等。虽然有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候达成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但是，近期只会在达成协议的领域取得切实的进展。尽管联合国的议事程序及机构显然需要加以改革。然而，包括G20及经济大国论坛（成立于2009年的17国气候变化对话平台，简称MEF）在内的其他一些论坛组织，所作出的政治决议似乎可以对联合国的不足起到补充和巩固的作用。
不幸的是，协议本身依然是一份备受争议的文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只不过将其看做是“政治指导”，根本无关痛痒。协议的某些措辞，如有关适应问题的，不仅欠妥，而且还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这份文件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同时，G20和MEF会议已经最大限度地取得了进展。与联合国会谈的情形一样，与会各方根本就缺乏前进的政治意愿。在这些会议上，围绕着未来达成的任何有关气候变化的协议的具体形式、发达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的幅度、以及如何对主要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行动进行监测等问题所产生的争议犹如情景回放般似曾相识。
而国际谈判之外的发展让事态雪上加霜。美国的气候变化立法未能获得议会上院—参议院的通过。持气候怀疑论观点的共和党人最近在竞选中取得了胜利。而这 更使近期在美国全国范围内针对气候变化采取有效行动的前景进一步变得暗淡。因此，美国在协商方面的授权将会非常有限，而且还有可能会在国际协商的过程中继续扮演拆台的角色，使全球的信心水平下降，使发展中国家分崩离析。
然而，雄心有所降低的并非只有美国。大多数发达国家今年在气候变化方面所采取的行动都不尽如人意。日本决定推迟主要气候变化立法的通过。澳大利亚在是否实施碳排放交易的问题上举棋不定。而与《京都议定书》的标准似乎还有很大距离的加拿大则在集中精力游说，试图削弱国际排放要求。这种不确定的状况已经在碳交易市场上有所反映。欧洲排放交易计划中碳价依然持续低迷。
发展中国家已经以各种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挫败和失望。小岛国由于已经面临着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仍然继续主张尽可能地采取立即行动。同时，他们还坚持认为，他们作为最弱势的国家，应该首先获得气候变化适应资金的援助。包括主要石油生产国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在内的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四月份在玻利维亚齐聚一堂，达成了一系列更加激进的提议。这些提议随后被提交给了天津联合国气候谈判。然而，这些提议迄今为止也只起到了破坏和拖延谈判的作用，由始至终发达国家都不曾做出承诺。
UNFCC谈判已经开始升温。就如何对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减排所作出的努力进行测量、报告和审核的问题中美两国意见不一。在近期召开的天津会谈期间，就这一问题两国的激烈交锋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6月，由于沙特阿拉伯为未来有可能损失的石油收益要求补偿进一步地阻碍了谈判的进程，导致挫败情绪爆发：波恩会谈期间，NGO组织、乐施会及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代表偷走了沙特的铭牌，把它藏在了厕所里。
目前看来，在《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结束之前（2012），很有可能不会达成任何新的全球协议，则第二期承诺期开始前存在一个空档。六月，联合国提出了包括延长议定书期限，或通过变更其结构来防止出现法律困境等在内的一系列备选方案。考虑到全球气候会谈步履维艰的情况，这些措施非常谨慎。同时，它们又再一次地显示了 人们完全丧失了在不久的将来达成一份新协议的信心。
在过去一年里，几乎所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都出了问题。那么，之后，我们该如何前进？必须采取哪些措施才能促成坎昆会谈的成功？只有与会的谈判各方重建信任，才有可能在气候适应、建立新的气候基金、减少森林砍伐和退化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及技术转让和实施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发达国家还需要通过兑现他们承诺的快速启动资金来表明他们的诚意。为了避免有人对发展援助被重复计算的问题提出指责，因此 必须采取透明的方式。
从长远看来，我们有可能离联合国议程所鼓励的国际气候变化合作形式渐行渐远，转而向自愿、承诺和审查式的方向发展。然而即便如此，UNFCCC仍将通过促成气候适应等方面的工作来继续提供必要地服务。
归根结底，在缺乏政治意愿的条件下，出现瓶颈和分歧无可避免。如果我们想要达成一份更加广泛的协议，或者建立一个能够真正实现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框架，那么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就需要赋予他们的代表更大的政治权限。
谭·科普塞：中外对话网发展总监
图片为墨西哥城内的“人型飓风”，展示墨西哥在气候变化面前的脆弱性。图片来自350.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