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撰稿：徐安琪，耶鲁大学。
今年4月，“中外对话”发表了中美青年代表团在哥本哈根联合发布气候变化宣言夭折的报道。
虽然希望破灭，来自中美两国的青年决定不让这次失败的宣言变成绝唱。他们决定，为了要让各自政府在气候变化上合作，他们自身首先要实现对话。
在哥本哈根的废墟上重新站起来的构想之一，是筹办一个聚集中美两国大学生的会议，会议不仅要学习关于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复杂问题，同时要试图理解为什么两国在对话中会有如此对立，有时甚至饱受争议的立场。
赵家坤（音译），来自中国，现在是位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大三学生。他和其他一些学生一起组成了华盛顿大学学生国际气候合作社。经过激烈的申请淘汰，他们在上海复旦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各选择了11名学生，在11月初主办了持续5天的会议。会议从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的立场出发，展开了针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讨论。
与会嘉宾进行了一系列发言，话题涉及包括全球变暖背后的科学原因，以及如何通过具体的清洁能源科技应对带来的影响。学生们还在会议上扮演了代表中美的谈判家，偶尔也客串其他的国家，针对去年两国谈判陷入僵局的核心问题展开辩论，包括减排的行动和承诺，给发展中国家减排和适应措施的资金支持以及最具争议的针对中国排放的国际“三可”核查（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他们的目标？要给这些烫手的议题找到求同存异的平台并起草一份谅解备忘录，然后赵家坤计划在坎昆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做展示。
“我们给这22名学生代表提出了大部分国家都没法完成的挑战，那就是在他们各自国家真实立场的基础上，给气候变化议题找到创新的解决方案。”大二学生，同时也是这次大会的组织者杰里米·皮弗这样说道。
结果，这个任务比大部分学生代表预计的更具挑战性。求同存异虽然说来容易，实际操作时却很难在国内利益（包括两国各自强调的经济发展）和两国立场对立的共同话题上找到平衡。
刘畅（音译），来自复旦大学学习化学和经济的大三学生说，“特别面对环境问题时，有时很难决定究竟应该作为政治家捍卫本国的利益，还是作为环境工作者推动世界的共同改善。不容易实现其中的平衡。”
尽管如此，学生们还是在很多领域发现了共同点。麦克·克雷格，来自华盛顿大学学习生态学的大四学生认为，这样模拟的谈判揭示了“虽然两国间存在矛盾和分歧，（我们）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些共同的关注和目标。”
会议的最后，经过半天的深思熟虑，学生代表们终于在午夜总结了一份5页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在一些领域超越现在两国的立场达成一致，同时指出了另一些领域存在的挑战。例如，在辩论两国是否能就气候减排做出更多承诺时，目前美国国内气候法案的缺失导致同学们质疑美国还能否更多采取行动。
“美国几乎没法提出任何条件，能让我的祖国（中国）接受任何长期的减排目标。同样，没有中国的参与，美国代表团也顽固地按兵不动。然而，通过从全球利益的角度来审视气候变化危机，我们最终达成一致，要采取行动防止灾难性的气候变化。”亚当·海兹说道，他是华盛顿大学学习生态学和城市研究的大三学生，同时也是密苏里学生环境联盟的副主席。
另外一些议题，比如“三可”核查，要达成一致则困难得多。被分配思考这一议题的学生们经常发现不可能消除的过去本质分歧，尤其是在究竟谁的行动将受制于国际审查，什么样的机制将用于监管核实，什么样的信息应该受核查，还有谁来资助那些资金有限的发展中国家开展这样的核查行动。是不是听上去异常耳熟？
尽管存在种种挑战，最后的成果文件代表了一种全新、协作的努力，立志要展现出中美以往谈判中未能找到的共同利益。当坎昆启动一个更为长期的青年合作项目“中美青年气候交流”时，赵家坤将正式发布这份理解备忘录。通过这一积极倡议，去年参与哥本哈根气候对话的青年们希望将对话一直进行下去，并且拓展到类似印度的其它主要发展中国家。
他们希望对重大国际会议的持续出席能给政府发出这样的信号，即作为未来最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一群，青年人非常关心这些问题并且会坚持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