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护生物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吕植认为，坎昆会议应在森林保护等议题上取得突破。在与杨方义的对话中，她提出生物多样性保护应成为适应气候变化的优先行动，这是经济成本最低的措施之一。她肯定中国节能减排努力的同时，也指出中国的误区。
杨方义：你对坎昆会议的期望是什么？
吕植：我期待坎昆会议在资金机制、森林保护等议题上巩固已经有的成果，率先取得突破，为2011年南非联合国气候大会形成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创造条件。
杨方义：今年是生物多样性年，联合国《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确认气候变化将是生物多样性的最大威胁之一。作为保护生物学家，你是如何看待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
吕植：生物多样性对气候变化同时具有减缓和适应的双重意义。生态系统不仅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而且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健康的生态服务，是我们应对气候变化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例如森林生态系统，就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之一，保护好森林生态系统，能防止森林的碳排放，现在气候谈判中森林保护问题也成为最关注的领域，证明人们意识到了森林的重要性，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约有20%来自于毁林和森林退化，如果能保护这些森林，减少来自于森林的排放，对温室气体的减排会有重大贡献。而且这些处在极度危险之中的森林，都是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热带地区，减少了毁林，也能为濒危动物留住栖息地。只是在实施这些计划的时候，一定要让当地社区参与，让居住在森林中的社区受益。
森林能够吸收二氧化碳，产生了碳汇价值，这是实现生态补偿服务的重要手段。森林不单是木材，也不单纯是碳，我们需要看到森林在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社区生计上的多重效益，在保护好目前的森林生态系统下，营造健康的森林，来获取森林碳汇效益。多重效益的森林比单一物种造林更具有稳定性和固碳的长期性。我们在过去的几年，一直在中国西南地区试点“熊猫碳汇”工作，希望在利用碳汇市场的同时，通过在大熊猫的走廊带上营造适合大熊猫栖息的森林植被，并和当地社区一道，让社区成为森林植被恢复和管理的主人，来确保森林的效益最大化。这样的森林其实在碳汇市场上更具有吸引力，单纯的森林碳汇由于碳汇效益的非持久性，在国际市场上价格都不高，而我们营造的多重效益的森林产生的碳汇却能卖相对高的价格，这就证明，购买森林碳汇的买家不单单是关注森林的碳汇效益。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保护生物多样性来提升我们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生物多样性保护应该成为适应气候变化的优先行动。
杨方义：那应该如何行动呢？
吕植：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建议一套完整的、以保护生态系统为基础的适应体系。这也是经济成本最低的措施之一。而且，这不单纯是为了被动适应，而是主动利用生态系统来适应。例如，相对于修坝来防洪水，保护水源地的植被，通过植被来调节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成本更低。这也可以减少气候变化对濒危物种的威胁。在今年年初的中国西南旱灾中，我们就尝试用这种方法进行救灾，从自然保护区为周边社区引水，而反过来，社区也就更有保护生态系统的动力，实现了生态保护和气候适应的双赢。
杨方义：哥本哈根可能成为一个起点，各国开始在这个起点上竞跑。在过去的一年来，你觉得这种绿色竞跑正在发生吗？
吕植：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后，低碳经济、低碳生活正在日益主流化，绿色竞跑比一年前明显加快。中国企业家的努力更加明显。中国的减排目标最终都分解到企业，企业能不能按照目标做到减排，影响到政府承诺减排的信心。有些民营企业家是一些先行者，他们在各自的企业做减排，而且非常有效，有些比政府提出的目标还要高，有的企业实现了绝对减排。比如杨敏德的溢达集团是个纺织企业(Marjorie Yang，Esquel Group)，从2005年到2008年做到了能耗绝对减少30%，同时产量却在增加。这非常不容易，投资了上亿的资金来改善设备、投资新技术和研发。随着气候变化压力越来越大，减排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对企业来说，早行动要比晚行动可以获取更多空间、获取更有利的地位，提高竞争力。溢达(Esquel Group)的例子就显示出这一点，它节能减排以后，节约了资源，而且国际形象非常好，获得了更多订单。这对企业的增长和竞争力提高非常有效。去年我们组团去参加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的其他企业，包括万科、万通、远大，都在节能减排上取得了成绩。企业的率先行动增加了我们进行节能减排的信心。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到2020年，使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通过植树造林和加强森林管理，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我们看到这些约束性的指标在国民经济的“十一五”规划中正在逐步实现，而“十二五”规划建议中也对这些约束性指标进行了规划。从这些措施中可以看到，中国的节能减排是自身驱动型的，并不是为了应付国际谈判。当然，中国在实现这些目标的时候，也存在问题。
杨方义：这些“问题”指的是什么？
吕植：制订这些约束性指标的初衷是好的，但实施中，更重要的是制订基于公众和市场参与的鼓励机制，而不单纯使用行政手段。例如今年出现的“拉闸限电”等节能手段，其实是可以通过发动公众参与，并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的。单一的行政手段在实施中会损害公众利益。
而一些替代能源项目的上马，缺乏对其他环境问题的关注，例如大型水电站的大规模建设，缺乏综合和长期的规划，缺乏对水资源的合理利用。部分水电站建设对生物多样性和淡水生态系统影响严重，综合起来利不一定大于弊。而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对水资源的分布研究和预测不足，大规模的水电站建设其实会影响到我们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林业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中也被赋予了重要的作用，而一些林业项目缺乏对林业生态的充分认识，把天然植被改造成为速生人工林，减少了生物多样性，也削弱了这些地区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降低了生态系统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杨方义，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气候变化项目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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