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泥沼地遇到一位水资源工程师。他向我解释说如果海平面按照预期的速度升高，那么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都将被海水淹没。那附近的亚历山大港则是世界上最易受到气候变化伤害的城市。那时正值一个重要的气候变化会议即将召开，会议的目的是找寻一些关于全球变暖的实例和图片，超越冰层融化这种老生常谈。但是，作为一名记者，很难用这一未来的场景来使人们觉醒。海岸线这一静静的变化几乎无法激发大家的紧迫感来唤起全世界的关注。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说：这是气候变化政治的主要矛盾，选民无法认识到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因为它太抽象，还不够引人瞩目（他们需要灾难性的场景），而到那时则一切为时已晚。当我们遭遇洪水泛滥、恶劣天气、海平面上升、高温炎热时，我们将已经对气候变化无能为力。他将这一现象命名为吉登斯悖论。
十年来，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具体，令人恐惧。在非洲西部马里偏远的小城阿纳克拉，我发现了我们十年前在尼罗河三角洲苦苦寻找的东西。竞选者们清楚影像在传递信息方面的巨大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德爱基金会将我带到了这个距马里首都巴马科千里之外的小镇。
在离开大路三个小时之后，我们来到了聚集在巨大的芒果树下的低矮土屋旁。这里是萨赫勒地区的一部分，长达九个月的干旱季节总是给这里人们和他们赖以生存的农业留下不多的生态栖息选择。他们很贫穷，但是整个小镇却也充满了生机；多贡人在马里很受尊敬，因为他们足智多谋，又勤勤恳恳。围绕这座小镇的是居民赖以生存的蔬菜园。
镇里上了些年纪的人解释道，他们已经为气候变化的问题担心好多年了。受到干扰的降雨模式、风的改变等等在他们所有人的记忆里都是前所未有的，他们还注意到气候变化是如何刺激动物和鸟类改变行为方式的。但是面对正在逼近这座小镇的沙丘，所有这些担忧都无足轻重。这些沙丘是由干燥猛烈的风和诡异密集的降雨所造成的。
沙丘有几百英尺高，沙粒涌进河流中，阻止河的流动，慢慢地掩埋树木，树干现在都深埋在松软、白色的沙中。大片的耕地都已经被沙子吞没。村民防止沙丘进一步侵蚀的措施是用大戟属植物做的树篱，将一排排矗立在沙多于土的土壤中的高粱包围起来。
沙丘在阳光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在这片土地上，这是一幅引人瞩目的罕见景象。这地方曾经是一片森林，但是乱砍滥伐逐渐使森林覆盖率降低，变成了砂质土壤。沙丘正在无情地向阿纳克拉的郊区挺近。这对萨赫勒地区而言、对通过一条横跨非洲的地带与撒哈拉沙漠接壤的草原而言、对于在此耕种、放牧了几个世纪的几百万人而言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们为了谋生而建造的这一生态位一直以来都充满了变数，也总是充满了艰辛，他们在此基础上创建了很复杂、很有韧性的文化。然而现在随着沙漠威胁的加剧，这一生态位正在他们的脚下日渐萎缩。
这是气候变化政治的另外一个矛盾：遭受气候变化最先冲击并且最猛烈冲击的正是这些偏远地区。生活方式最先受到威胁的是那些文化根植于对生存环境有着深刻理解的人们，无论是北极的萨米人，还是撒哈拉的多贡人。阿纳克拉的居民成了矿井中报警的金丝雀，他们率先领教了地球对人类栖息的敌意。但是他们所经历的威胁、潜在的毁灭、失去生计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被忽略了。因为受到沙丘威胁的并非英格兰的曼彻斯特。
但是阿纳克拉的困境将会以两种方式降临到我们头上。在未来的几年中，关于非洲以及援助的讨论将从以慈善和后帝国责任为主导转向围绕环境正义建立起框架结构。正如卡米拉·图尔敏在她的著作《非洲的气候变化》一书中所描述的，非洲是最易受到伤害的地区之一，许多脆弱的生态体系受到了威胁。非洲也是对气候变化准备最不充分的地区，同时也是对这即将到来的灾难负有最少责任的地区。
在坎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谈，媒体关注的重点集中在减排的谈判，但是同样重要的还有气候适应的资助——在哥本哈根会谈上已经承诺了截止到2020年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助。关于新形式气候资助的具体方案在11月初期公布，标志着这一计划的启动。但是风险在于气候适应的资金或许会是挪用资助预算。英国发展大臣安德鲁·米切尔已经明确表示，前工党政府承诺的用于外国援助的国内生产总值的0.7%将会用于资助气候适应项目。确保这笔资金能够最终到达如阿纳克拉一般贫穷、边缘化的地区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阿纳克拉带给我们的第二个方面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当面对着环绕在我周围的人群时，我发现，他们中缺少了一代人。这个社会中只有老人和孩子，以及少数年轻妇女，基本上没有中青年男子。如果你想知道巴黎、巴塞罗那、或者罗马街头那些兜售无人问津的珠宝的人都是来自于哪里，那么像阿纳克拉这样的地方或许就是答案。我们就曾遇到一位两度前往曼彻斯特，而又两度返回故地的人。
移民问题是城镇面临的又一个重担。如果这些城镇失去了劳动力，那么他们的社会将更加难于维系。劳动力外流加速了他们生活方式的解体。那些最有野心、同时也最富有的人试着踏上了通往欧洲的危险之旅。而另外许多人则涌入了非洲发展最迅速的城市之一巴马科。
我们离开阿纳克拉的时候，收到了很多礼物——新鲜的牛奶和两只鸡。这份慷慨何时会成为一种对环境正义方面的需求？这种造访又何时激起了愤怒和指责，而不是笑脸和问候？马里是一个极度贫困的国家，气候变化的预测结果会给该国的大部分地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在巴马科，一位政府发言人希望能够将赔偿事宜纳入坎昆会议的议事日程。赔偿要求成为非洲、乃至全世界新一代运动人士的集体呼声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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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为在马里用于稳固沙丘的高粱，图片来自Joliba Tru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