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4月初曼谷气候变化谈判上，日本没有介绍其国家减排行动，也未联系其25%的减排目标，而是提出在核电泄漏的危机中，讨论日本能源的供需变化和对气候变化谈判的影响，为时尚早。汤伟和李瑾分析，日本可能将改变其震后气候变化政策。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地区宫城县发生9.0级地震重创日本，海啸更致福岛核电站发生泄露，对政治经济、民族心理、国际关系甚至全球安全造成系统性影响。地震、核电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息息相关，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伞形集团主要成员，经逢如此巨变，其气候政策将走向何处，又会对气候变化的地缘政治学造成何种影响。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巨震减弱了日本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道德责任
气候变化是惟一的全球性问题，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涉及能效提升、节能减排、新能源开发、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转变等一系列内容，国际社会必须综合经济增长、代际公平与人类生存基础对各国排放加以限制，于是产生环境容量和发展空间竞争。日本是伞形集团主要成员，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其气候政策始终在追随美国和独立自主两方面摇摆，一方面试图通过气候外交为环保产业争取市场、为走向政治大国铺平道路，另一方面也未能履行京都协议下做出的减排承诺。
日本是岛国，对海平面上升异常敏感，在由Maplecroft公司列出的“气候变化脆弱指数”（Climate Change Vulnerability Index，CCVI）中属于高度风险类别仅稍好于孟加拉国、小岛国等极度风险国家，再加上自然资源匮乏和附件I的国家身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行动中承担着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其实上个世纪60年代起，日本就异常重视能效环保技术的研发和利用，注重节约意识的培养，能源强度从1973年的146toe/百万美元持续下降至2007的105toe/百万美元降幅达30%，成为世界上最具效率的国家之一。后在几次石油危机和石油价格大幅攀升冲击下日本确立了原子能立国战略，巨震前夕核电比例已占全日本总发电量的30%。
然而这些技术和政策虽取得巨大成效，却始终没有改变日本化石燃料占主导的事实。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数据，2007年日本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依然占全部能源使用的83.2%。导致的结果便是在不包括土地利用变化而引致的碳排放中，2008年日本排放总量为1281884GgCO2e，比1990年高出10%，这意味着日本已无可能实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削减6%的要求，因此日本在哥本哈根和坎昆会议期间反应强烈，不断要求新兴发展中大国承担强制性减排任务。
此次巨震和海啸危机使日本大量公路、铁路、电力等经济基础瘫痪，大量工厂企业停产，能源需求和碳排放总量必然出现类似经济危机的低谷效应，但考虑到日本的工业规模和技术能力，生产恢复和灾后重建引致的化石燃料需求将会迅速上升。
另一方面，核泄露对日本民众心理的深层冲击和墨西哥湾海底石油泄漏如出一辙，至少在短期内造成人们对核电的严重不信任。这种氛围下发展核电除了有经济成本、安全成本外还多了社会成本、政治成本。投资者更认为全球范围内核电投资已受到泄露严重影响，许多项目将不得不被延迟1~2年。
根据排放交易公司Orbeo的分析显示，如果日本将核电站关闭而采用化石燃料，那将会额外释放7400万吨CO2e，由此未来日本减缓气候变化的意愿将进一步减弱。
巨震削弱了日本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能力
日本震后，国际上碳信用价格呈现上涨趋势。核电大幅削减、灾后重建和生产恢复，使人们预期日本将增大石油、煤、天然气需求，这种预期影响到期货交易，进而引起全球能源价格上涨。
与此同时，化石燃料需求增加的预期也会导致对碳排放权需求增加的市场猜测，碳价格上涨成为必然。（经验表明碳信用价格和能源价格存在正相关关系，当原油和天然气价格上升表明对他们的需求增大碳信用价格向上波动。）日本核电站事件发生后，欧盟碳价已由15.80欧元/吨上升至16.10欧元/吨，在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暂停延长核电站营运期的决定之后，EUAs（欧盟排放许可权）价格再次上涨至16.65欧元/吨。
碳信用价格的上涨直接导致日本参与碳交易的成本加大，与此同时灾后重建和生产停滞造成的财政紧缩使日本政府和企业都丧失了足够的流动性，短期内日本很难再额外支付以获取碳信用。2011年的这场地震将扭转日本对碳市场的深度参与。
很难说自然灾害将在多大的程度上左右日本气候政策，但我们认为日本极可能在未来气候谈判中以“不可抗力”为由，提出减少《哥本哈根协定》和《坎昆协议》中规定的义务，或者要求第二承诺期对日本做出例外规定。
汤伟，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李瑾，上海能源环境交易所研发部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