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将于2012年底到期。六月，杨富强和昂莉在中外对话发表文章，就欧洲在《京都议定书》未来局势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提出了严厉谴责。 他们认为，贫困国家希望通过即将召开的德班气候会谈谋求一个公平的解决方案的愿望因发达国家的不合理要求而受挫。不仅如此，尽管欧洲一直强调其在气候问题上的领导地位，但是却“未能一马当先地承担起解决这一局面的重任。” 伦敦环境顾问公司E3G的尼克•玛贝在本文中探讨了欧洲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并呼吁欧洲能够更多地发挥领头羊的作用。
在12月的新一轮联合国德班气候会谈召开之前，欧盟需要就是否接受—以及如何接受《京都议定书》这份1997年制订的国际减排协议的第二承诺期作出抉择。然而欧洲在各种选择间踌躇不定的态度导致其无法围绕这一决策确立一个相应的全球政治及政策环境。
一个全面且具有约束力的体制是确保未来2摄氏度温升控制目标 (全球温升不超过工业化前水平的2摄氏度是哥本哈根协议中确立的气候变化目标)得以实现的保障，而这一问题却无法摆在德班气候会谈的桌面上。目前不存在就此进行政治斡旋的余地。由于大多数主要排放国的领导权都将在2012年发生更迭，因此，就更高目标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磋商最早也要等到2013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的截止日期为2012年。因此，欧洲需要在达成一份全面的“全球协议”之外就京都议定书的未来走向作出抉择。欧洲不能止步于其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谈前制订的战略决议，而应着眼目前的现实情况采取新的措施。
欧洲接受第二承诺期并不需要作出更多的减排承诺。欧洲已经决意到2020年前实现减排，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第二承诺期的时间跨度。随着排放增长的逐渐放缓，再加上石油价格的上涨大大超出了哥本哈根会议前的预期，因此，从经济角度考虑，欧盟有充分的理由单方面加快其气候行动的步伐。这一决策不应与国际谈判挂钩。
从这一角度而言，不同意欧洲接受第二承诺期的主要原因就是，如果没有加拿大、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的参与，仅欧洲单方采取行动恐会落人笑柄，尽管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还有俄罗斯等国都有可能会唯其马首是瞻。如果欧洲拒绝作出新的《京都议定书》承诺的话，这就表明情感再次战胜了理智，将欧洲的长期政治、经济、安全利益置之不顾。
其他国家是否会采取行动并不是欧洲应该关注的问题，而以某种形式接受《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是否符合欧洲的基本利益才是其真正应该关心的问题。
首先，这么做与事实背道而驰。如果欧洲背弃《京都议定书》的话，那么过去二十多年所取得的主要外交成就之一就将化为泡影。2000年，当布什政府决定退出议定书时，欧洲却一致决定给予其支持。为此，欧洲能源消费者在购买国际碳信用额度上已经至少支出了400亿欧元（570亿美元）。不仅如此，欧盟如果背弃《京都议定书》，其最终在气候上的背叛还将招来发展中国家的责难。
同时，美国的气候怀疑论者及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国都将稳坐一旁，带着一缕讥诮满意地看着欧洲背上破坏仅有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条例的骂名。
然而，欧洲必须坚持《京都议定书》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就会被世人看扁，而是因为这么做符合整个地区的根本利益。欧洲需要《京都议定书》是因为它的气候机制能够切实保障欧洲的安全。欧洲需要《京都议定书》还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核心框架，我们可以在该框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国家联盟，从而有助于确立一个以2摄氏度温升控制为目标的有效的气候体制。欧洲需要《京都议定书》的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欧洲两手空空地走入谈判室，那么就意味着他抛弃了一个可以将美中两国拉入这一阵营的最佳手段。
《京都议定书》中包含了建立一个有效的全球气候机制所需的重要框架。不仅如此，它还涵盖了排放监测、验证、融资、技术合作、以及经济效益等方方面面的所有要素。一切制度架构方面的问题无一不能在修订后的《京都议定书》中找到答案，或者与其不谋而合。《京都议定书》架构的磋商、完善、及通过历时数年。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从头来过。不论大洋两岸对其有着怎样的尖锐言论，《京都议定书》令很多国家不满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其存在缺陷，而是因为它要求他们切实实现温室气体减排。
将全球温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唯一途径就是在《京都议定书》所达成的“自上而下”的架构下，各国政府就整体减排目标以及为实现全球目标各国所应承担的责任进行谈判。美国、沙特阿拉伯及其他一些国家则主张达成一项“自下而上”的协议。由各国决定其各自的减排幅度。这些相互间缺乏协调的决策使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气候不稳定性。
哥本哈根会议让我们看到了自下而上地采取行动的局限性。即便是以乐观的态度对哥本哈根协议进行解读也不难发现，到本世纪中叶，全球温升将有一半的可能会超过3.5摄氏度，甚至会达到4摄氏度。虽然与没有哥本哈根协议情况下的6-8摄氏度温升相比，这一结果要得多。但是，其后果依然是灾难性的。当温度升高为4摄氏度时，柏林的气候就好比如今的突尼斯。欧洲南部地区的温度将升高7摄氏度，降雨量将增加40%。而对于以农业和旅游业为主的北非地区经济而言，温度升高将引发内部骚乱，并有可能将政治动荡推上一个连阿拉伯之春都无法企及的新的高度。
随着局势不稳以及对气候影响较敏感地区范围的扩大，欧洲是所有发达国家中受威胁最大的国家。我们没有大西洋和太平洋作屏障，保护贫困人口的生计免遭打击。欧洲需要一个能够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从而能够将这种不可控的影响切实地限制在可控范围内。这就需要欧洲能够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战略推动自上而下的气候体制的确立。
绝大多数国家都对欧盟的方式表示认可。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大多数气候敏感国家以及小岛屿国家都对包括所有国家在内的自上而下的架构表示支持。这些自成一格的“先进国家”中有许多已经通过卡塔赫纳对话建立起合作关系。韩国、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国家也支持达成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而实际上，真正裹足不前的只有美国、中国、印度、委内瑞拉，及欧佩克国家。甚至中印两国也已经表示，如果美国能够采取更多的行动，那么他们也将（最终）参与到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机制中来。
一些人认为，欧盟坚持《京都议定书》的做法减轻了中国等国肩上的压力。因为根据议定书，中国不受排放上限的约束。然而这并非是偶然的疏忽。相反，这是1997年京都政治磋商所达成的核心内容。发达国家同意先行一步，从而证明减排是可行的。发展中国家则随后接受具有约束力的排放上限。人们假定该过程在2020年左右开始。议定书并非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也从未打算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永远地加以区别对待。同时，架构中也不存在任何阻碍发展中国家做出承诺的内容。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并且鉴于其与长期存在的南北政治问题之间的联系，一个能够确保为新兴经济体国家减压的办法就是发达国家重归京都磋商。这并不令人费解。试想，到2013年，对于将温度变化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是符合他们根本利益的这一看法，中国、巴西、印度等国能够完全认同，可是发达国家却全部摒弃了《京都议定书》。在发达国家公然背弃了新的气候体制之后，新兴经济体国家领导人该如何就接受具有约束力的排放目标向他们国内的民众作出解释？即便是各国领导人想要采取行动，他们也不大可能会违背公众舆论的反对。
尽管如此，各国依然需要达成一份协议，因为单边行动具有其局限性。欧洲再次就《京都议定书》作出承诺必须以澳大利亚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参与为基础。主要发展中国家则必须有姿态表明，他们将坚定地支持一个不断完善、且最终涵盖所有国家的气候机制。如果欧洲无法在德班会议期间实现所有这些条件的话，那么他就应该有条件的接受第二承诺期，例如，在2015年之前确立一个并行的全面协议。这将使包括美中两国在内的其它排放大国重新感受到压力，从而必须在这之前完成磋商。
这样一来，欧洲就可以确立《京都议定书》的核心地位，然后再围绕着这一核心建立一个共赢国家联盟，以将温度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内为己任。能够真正让排放大国感到压力的办法就是将绝大多数国家都纳入到这一行动中来。如果背弃了《京都议定书》，欧洲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再次就《京都议定书》作出承诺不仅符合欧洲的中期气候变化战略，同时也具有短期战术意义。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各国将在未来的三、四年内就在全面的全球协议框架下实现更高的目标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将《京都议定书》作为气候机制架构的基准可以使欧洲获得谈判优势。而在悲观的情况下，各国不同意拟定一个更有效的全球体制，这将给欧洲提供一个改变其战略的基础。例如，如果那时欧洲决定对美国、加拿大等搭便车国家征收边境税，那么《京都议定书》将在贸易法方面为其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自哥本哈根会议以来，欧盟在气候变化方面的领导地位经常遭受来自各国、尤其是来自欧盟内部的嘲笑。然而，事实情况却是，欧洲的行动已经在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领域引领了一场革命，使得这一领域的年投资超出了化石燃料领域的投资。新兴经济体所效仿的正是欧洲的能源法规与标准，同时这些法规与标准也正是支撑一个三万亿美元（19.3万亿人民币）全球市场的基础。如果没有欧洲的率先行动，中国就不会决定以全球清洁能源市场迅速扩张的核心设想为基础制订其五年规划。
欧洲的气候外交政策已经使全球经济现状发生了变化。比较而言，尽管美国的嘴上功夫更胜一筹，但是却没有取得可以同欧洲相提并论的成就。尽管欧洲没有实现其全部既定目标，但是其气候外交政策却不应被打上失败的烙印。
没有哪条规定会告诉你说，实现你的基本权益是件轻而易举或者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是，如果欧洲古往今来的权利统治者们看到欧洲仅仅是因为害怕被别人看扁，就在追求自身基本权益时畏手畏脚，那么他们一定无法在九泉之下瞑目。或许，此时此刻，我们应该重温一下欧洲从前的那些价值观，为再一次维护我们的利益做好准备。
尼克•玛贝，E3G创始董事、首席执行官。
主页图片为欧洲主要国家首脑在哥本哈根出席气候会议，来自绿色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