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美国作家兼记者马克•赫兹加德与当时英国政府首席气候顾问大卫•金会面时，大卫•金说，人为气候变化（由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已经来临——比预计早了100年。那时，刚为人父的赫兹加德意识到了这一改变的影响：即使我们马上停止温室气体的排放，地球的气温在未来至少25年内会无可避免的持续升高。这意味着，他刚刚出生的女儿将会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
在《热：地球未来50年》中，赫兹加德从一个父亲的视角去思考气候变化问题。他尝试强调气候变化危机的紧迫性，因为在很多人看来，气候变化是一种遥远的、因此也难以想象的威胁。
虽然书中提到了一些气候变化政策方面的国际案例（也可以说这部分略显不足），但是，作者主要侧重了美国、尤其是加州所面临的挑战。对于普通美国读者来说，作者谈话式的语气和对基本概念的阐释使本书通俗易懂。但对其他国家的读者来说， 这本书就不那么好理解了 。
赫兹加德尤其强调了水资源问题，部分原因正如他所说，“大约到2025年，生活在水资源紧张国家的人口将从8亿上升到30亿——几乎达到目前世界人口的一半。”
加州一项研究表明，“到2100年，预计加州海岸的海平面将上升3至4.5英尺(约1至1.4米)。”然而，加州不是美国唯一担心海岸线会消失的州。赫兹加德也特别关注了气候变化可能对佛罗里达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产生的影响——尤其是新奥尔良市。
孟加拉国面临着类似的挑战。赫兹加德说，“海平面上升3英尺(约1米)，孟加拉国20%的国土就会被淹没，进而导致3千万人无家可归。”虽然资金不足，至少孟加拉国也努力做出一些改变；作者对中国城市无力的危机管理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如上海市。
海平面上升对荷兰的威胁最大，但荷兰也是世界上应对大规模变化最成功的案例。荷兰应对洪水的历史很长，荷兰人民也有着“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精神，早在200年前他们就开始了应对海平面上升的规划。他们必须这样做。赫兹加德引述了荷兰王储威廉•亚历山大的一句话，“荷兰70%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是在海平面以下的地区产生的，绝大多数国民也居住在这些地区。”
赫兹加德也强调了农业生产改革的重要性。他写道：“农业部门（包括林业在内）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全球的31%，仅次于建筑物的建造、供热和制冷，是人类活动中第二大温室气体来源。”
赫兹加德说，在中国，“约2030年的时候，将会出现基本粮食供应不足”。假如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持续居高不下，中国水供应也同样会成为严峻的问题，“科学家估计华北平原的地下蓄水层将在未来30年内完全枯竭，而华北平原有2亿多人口，全国60%的小麦都产自这里。”
在适应气温上升和更不稳定的水供应方面，农民可以从一个看似不太可能的地方学到经验：非洲。一些非洲国家，如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塞拉利昂、塞内加尔和乍得，将会面临尤其明显的温升。这些地区的农民已经开始回归到更加传统的农作方式，包括使用粪肥而非化肥，采用间作，利用天敌而非杀虫剂控制病虫害，让树木在田野里发芽抽枝。
赫兹加德说，这些方法最大的优势之一是“非洲人民自己有拥有这项技术，”不需要政府或者国外援助。
赫兹加德似乎脱离了他的读者。他在描写女儿时说，“奇亚拉能吃到这些健康的、当地的食品，我觉得很幸运。”“其他家长可能难以置信，奇亚拉确实非常喜欢吃 绝大多数蔬菜和水果。（当然，和绝大多数小孩一样，她也喜欢吃意大利面。）她妈妈厨艺精湛，我们自己也种很多蔬菜，这些对她都没有不好的影响。我们的菜园 就在我的写作室外面，我们总是让希拉娅同我们一起种植、收获，还有其他的农活。”
这些内容只会把他女儿优越的生活方式和无数来自无力负担种植、维护菜园、甚至是定期购买新鲜农产品的家庭里的孩子们形成鲜明的对比。
然而，赫兹加德也注意到了社会不公正性。他承认，“在社会环境影响个人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力方面，贫困可能是唯一最重要的因素。”那些已经适应贫困生活的人们实际上存在优势。他指出：他们更容易适应环境中突发的、意外的变化。
萨里木尔•胡克是国际环境与发展学会（IIED）的气候变化高级研究员。他评论道：“在孟加拉国，人们应对洪水及其他灾害长达数个世纪之久，较之那些不习惯面对灾难的富人们，他们有着更好的适应力。孟加拉的人民具有很快的恢复重建能力，只要有一点点机会，他们就能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
赫兹加德一面提倡一些替代能源，如风能，一面又贬低另一些替代能源，包括核能。他说，“核电常常被认为是必须要扩大规模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之一，但能源 效率的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将核能远远甩在了后面。” 赫兹加德大肆宣扬能源效率，但能源效率只能部分地解决问题；它不能提供我们需要的所有能源服务。
在农业方面，他建议，我们应该停止滥伐森林，恢复退化地区的植被，整合使用生物碳和免耕种植等碳封存方法。
关于最后一点，我不同意作者的观点。他声称，“免耕种植可以捕获全球年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的25%左右”，而且，“假如地球上35亿英亩(大约15亿公 顷)耕地都采用免耕种植，每年将可以封存人类活动产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一半。”我不怀疑他的数学算法，但我怀疑免耕种植的长期固碳潜力。土壤固碳不可能超 过20年左右，同时，并非所有的地区都适合种植免耕作物。
人口增长控制和消费主义是气候变化讨论中的两件最难明说的事情。赫兹加德巧妙地绕开了人口增长控制的问题，他认为，减少富有国家的生态足迹远比降低贫困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来得重要。
然而，赫兹加德认为，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政府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只有政府能监督和执行撤离计划；只有政府能组织、资助、建设并维护河堤和海堤以控制水 患，建造大坝和管道以引入淡水；只有政府能执行大量有关公共健康、土地利用、物种保护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所有社会都必须面对的其他问题的决策。”
这本书特别之处在于赫兹加德是从一个父亲的角度去思考气候变化问题，而并非因为他是报道即时新闻的专家。他试图向人们说明他小女儿未来必须面对的挑战的不可避免性和严重性。但是，有时，他将侧重点放在他女儿的身上显得有些过于油滑，令人很难严肃对待他的论述。
我原本希望能读到有关全球健康与气候变化交叉问题的有力论述。虽然作者注意到了医学杂志《柳叶刀》将气候变化称之为“21世纪全球公共健康的头号威胁”，他并没有进一步对这些问题进行论述。
他假定，“即便气温只上升1° C—在接下来的50年内极可能发生—都可能会重新引发臭名昭著的腺鼠疫，也就是中世纪曾夺走2千万人生命的黑死病。”
对如此容易激起争论且有趣的观点，作者应该给出更多的论据来支持。
毋庸争辩，气候变化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但我认为，这本书对当前的讨论没有什么拓展。阅读过程中，我常常发现自己不敢苟同作者对未来严峻的预测及其给出的肤浅的解决办法。
在本书结尾，赫兹加德引用了反全球化活动家、全球交流组织创立者之一凯文•丹纳赫的一句话：“我们必须学会做好后世的先人。”这点我完全同意，但我本希望赫兹加德能给出更实质性的建议。
梅洛迪•威尔逊, 驻华盛顿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