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气候变化只是单纯的环境和发展问题，但如今它已经变成了一项国家和国际安全事务。将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联系在一起的努力可能并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作为基础，但它们确实吸引了各国政府的注意力，在提升针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意识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背后的代价是什么呢？要知道，单单是把气候变化作为一项安全威胁来关注，就有可能把本来的人道主义责任转向军事方面，忽略关键性的挑战，失去对那些最需要保护的气候脆弱社区的关注。
过去五年中，气候变化已经从一项纯粹的环境和发展事务变成了一个国家和国际安全问题。
多年来，我们一直把内战的爆发的原因统统归结为政治动荡、经济落后、基础设施薄弱，就非洲国家来说还有冷战的结束。但如今似乎还要再加上一条环境冲击，而无论记者、学者、决策者、安全体系还是政府首脑都反复向我们重申着气候变化作为一个严重安全威胁的影响。
结果，更加漫长的热浪、不断上升的海平面、日益变化的气候、更频繁的飓风和干旱等灾害将导致更多的内部冲突，这样的理念已经深深根植于公众的想象之中。比如，大家都认为气候变化很快就会在那些水源短缺的地区和国家引发“水战争”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尽管气候变化会导致冲突的说法广为传播，但实际上它并没有什么确切的根据，来源也很值得质疑。它所本的充其量只是一些假设、推断以及极其有限的所谓事实，这些内容都是关于未来气候将如何变化、人们将如何反应等。比如，气候的变化不定会自发地引起国内和国际移民，或者降雨量的减少会引发达尔富尔式的危机。冲突原因之间的关联被简单化了。
然而，事实却是我们并没有气候变化引发暴力冲突的确实例证，人们对未来的认识也非常有限。就拿水战争来说，许多研究者都认为这些冲突背后的驱动因素并不是气候变化，而是治理不力等人为原因。
那么把气候变化争论作为一项安全事务来进行重新架构又会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登堂入室
关于气候变化、资源减少、暴力冲突与安全之间联系的争论并不是什么新事物，但直到苏联解体之后，围绕它们的讨论才真正成为可能。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欧美关于安全事务讨论的主题还都集中在如何保护国家和对军事体系的支持上。但自从冷战结束后，新的政治生态需要一个更宽泛的“安全”定义。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了一份的报告清楚地表达了这一需要，并提出了“人的安全”概念，从强调国家安全转向强调保证个人安全 。
由此“非传统”威胁概念（比如环境、健康和人权）就被引入了安全领域，与军事防卫和国家利益等“传统”事务并立。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气候变化被“安全化”了。
给气候变化贴上安全的标签确实具有一定的好处。一开始，它给这个问题带来了国家或者政府的力量，并且可以动员大量的政治和财力资源来解决它。
但将气候变化安全化最大的“赢利”或许就在于提升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意识，并抓住了北方国家的目光。如果单靠气候和发展框架，是很难像今天这样引起所有层面决策者的密切关注的，这几乎毋庸置疑。世界上那些著名的领导人，包括奥巴马、戈尔、萨科奇和潘基文全都将气候变化列为一项国际安全威胁。
气候变化已跻身全球安全圈，2007年和2011年两次在联合国安理会被讨论。但是这两次试图将气候变化列入安理会议程的尝试都受到中国、俄罗斯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
尽管一些国家对此有所保留，但全世界针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之路已经很难转向了。的确，气候变化的“安全化”在理论上是可以被“倒转”的，但实际上由于北约等安全体系已经开始积极地加入这一讨论，新的政治动能正在形成，要想将气候变化从安全议程上拿下是相当困难的。
通过把气候变化变成一项安全事务，倡导者们或许已经成功地得到了各国政府的关注，但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问题：背后的代价是什么呢？
气候变化充满了不确定，就和其它高度政治化的争论一样，不确定的趋势会带来焦虑，焦虑会导致恐惧，并产生一连串只会引发轰动性学术和媒体信息泛滥的政策。
北方国家的军界认为不能等到有了100%的确定性再去采取行动消除气候变化的安全威胁，因为世界是等不起的。但是关于这个行动应该采取何种形式，包括每年的联合国气候谈判在内的很多论坛都已经在广泛探讨了。想要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来采取强制性的行动是不可取的，因为那些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将被排除在决策进程之外，它们大多数都不是安理会成员 。
以人为本
将气候变化变成安全问题还会带来其它风险，特别是在企图全面解决由气候变化带来的所有挑战的时候。如果要在安全体系有限的接触范围内决定行动内容，就有可能完全偏离或者忽视诸如缓解、适应、发展、经济增长、平等、公平和恢复力等问题，这些在安全日程上不是什么优先事务，但对于解决气候变化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
今天的世界充满了关于“人为气候变化”、“补偿”、“责任”和“全球正义”之类的高谈阔论，但同样重要的是要问一下我们自己这个重新框定的气候安全讨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消除气候变化的真正动因。同样的，我们也必须扪心自问我们到底在为谁的利益服务。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感觉最早而且最明显的是全球各地那些最脆弱的社区，就如IPCC所警告的：非洲是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大陆：到2050年，一些国家的农业产量可能会减半，到2020年就可能会有2.5亿人因为气候变化而面临水源紧张。
各安全体系和军界采取的行动究竟是会保护那些最脆弱的人，还是只保护强者的利益呢？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准备好发展这些新行为者的人道或者发展方面的责任呢？
确保最脆弱的人受到保护不仅是一项道德上的义务，也是一个公平与正义的问题。那些最脆弱的地方的人的安全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未来步骤
前进的第一步或许应该是收集更多关于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之间联系的证据。在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将让决策者、各国领导人和国际安全机制对这个问题形成更确切地认识，并且做出更有依据的决策。
显然，我们还必须对气候变化与安全的争论进行重新调整，焦点就是不仅保护自身，还要保护那些最容易受到未来灾害影响的人。
气候变化并不是第一个跟安全联系在一起的因素，过去艾滋病和移民等等都曾被当作安全问题。根据这些经验，我们必须检验出什么是有效的、在哪里和为什么有效、（这些问题）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以及政治意见的各个派别，这些都为确保气候变化“安全化”的成功提供了重要的教训和参考。
作者简介：科琳娜 ·肖赫为国际环境与发展协会气候变化研究团队的研究员。
主页图片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