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给了全世界一个深刻的教训：全球一盘棋，必须同舟共济，严格监管才能防止系统问题演变成系统崩溃。这一教训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适用于环境领域。
本月底，新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在德班举行，这个南非城市也将成为争取建立有效的全球监管系统的主战场。国际能源机构(IEA)适时发布了新一期的《世界能源展望》，为这场战役打响了头炮；《展望》中警告道，危险的气候变化迎面而来，而且采取有效行动的时机正在溜走。
现在普遍认为，以《京都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的碳排放限额架构为基础，形成新气候条约的计划已经胎死腹中。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应该给《京都协议书》举行一个体面的葬礼，然后转向B计划。这个计划约束更少，让政府自愿相互允诺。而提倡此计划的人们通常把自己称作“现实主义者”。
首先发起这股自愿主义的风潮的，是那些想轻松一点来处理气候变化问题的人们。随后，这股风潮赢得了一批确实关心（实际上是担心）气候问题的学者和评论家的支持。他们也许并不是犬儒主义，只是绝望而已，他们对气候的了解多过对外交的了解，但现在问题的根源是在政治上，而不是在条约上。
一种做法看起来不切实际但为现实所需，另一种做法切实可行但却不能满足现实需求，选择哪一种呢？自人类有史以来，这个难题就一直存在：二战期间，当希特勒的坦克攻入英吉利海峡，丘吉尔和时任英国外务大臣的哈利法克斯之间的争执便是一例。而北约攻打利比亚之前，反对意见称北约将在此地陷入数年的困局，战争胜利后，当初的预言不攻自破。无路可退时，现实主义者是不断扩大可能性的范围，而不是幻想另有事物可以解决困局。
但在气候问题上，真的没有B计划。一个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协议框架不可能将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2摄氏度的“安全”范围内。
气候变化的不可控将加速系统的崩溃，这其中也包括我们的食物和用水安全。成败就在于政府能否使投资者们相信，政府决心践行必要的政策，将私有资产向低碳引导。在会议室里，政府提出的基于“自愿”的允诺听起来就是个“可能”。这就是为什么英国政府确立了《气候变化法案》，将碳预算写入法律。
《京都议定书》将在2012年失效。如果为气候政策立法的谈判（包括拟定新的承诺）在德班失败，大多数人就会认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各国无法达成一致。这种观点很可能是对的。《京都议定书》也许是欧盟最伟大的外交成就，它促使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向碳平衡的能源系统迈进一大步，使我们的经济更加强壮，适应性更好。虽然我们的某些全球伙伴还没有准备好迎接它，但欧洲人应该对此感到自豪，而非尴尬。
的确，现在《京都议定书》只适用于发达国家，欧盟以外的某些国家拒绝做出新的承诺。很多人认为有效的措施应该将所有的主要经济体包括在内，而不仅仅是欧盟以及与其相关的国家，这种观点有其道理。但在开始执行《关贸总协定》时，我们也不必为了求全就把我们不需要的国家也一次性吸收进来。
德班会议要向全世界发出明确的信号，表示全球趋势正在向此方向前进，一旦国家变得足够富有，就得遵守碳限额的要求。要想达成的协议对那些愿意接受它的国家有影响且有可操作性，协议就必须包括《京都议定书》第二期的承诺，外加明确地要求其他主要参与者在2020年前“承诺做出承诺”。这将最终为全球范围内全员接受法律约束清扫道路。
单单是自愿允诺不能使全球经济保持开放，促进贸易投资，维持金融稳定，或者保护人们远离食品 、水、能源危机。如果我们不能下定决心在气候变化方面做出承诺——这是我们所面临的第一个会真的危及每一个人的问题——那么我们做的其他的任何事情就更难得到保证。
当然，这样一个艰巨复杂的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多边贸易系统、武器管制和核不扩散制度、欧洲单一市场、国际法庭……这些巨大成就都是通过全球持续的监管来保证人类共同利益，都是经过长时间一步步成形的。的确，对气候问题的讨论不能像上述某些议题那样旷日持久，也不能等待某个冲突成为我们加速的动力。但在气候问题上没有根本性的障碍，技术和资金都不是问题，我们所需要的承诺不仅仅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要求并行不悖，更是保证它们达成目标的关键。
阿诺尔德·汤因比警告说科技正赋予我们摧毁自己的能力。如果我们可以看穿眼前事件所构成的迷雾，我们也许会发现前方有一个岔路口：一条路指向长期的危机和冲突，另条一路则通往合作和共同富裕。选择哪条路？德班会议将给出预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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