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是一个平野千里，蓝天无际的国度。该国百分八十的国土都是草原，马、牛、绵羊、山羊、骆驼等牲畜的总存栏量达到3500万头，270万人口中有一半都靠畜牧业生活，产值占到该国GDP的20%。从上面这一连串数字可以看出，游牧是蒙古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千百年来，牧民们就像谚语里所说的，“跟着我们的畜群”在草原上四处迁徙，他们的 蒙古包可以随时搭建、收起、再建，游牧让他们完全依靠自然的恩赐生活。
但是，这种古老的生活方式正面临着威胁。十年前，随着风暴、干旱和雪灾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加，蒙古国的牧民们第一次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2010年的雪灾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雪灾之一，造成约850万头牲畜死亡，占到2009年蒙古国全国总存栏量的20%。这一年总共有77万牧民受灾，其中4.35万人的牲畜全部死亡，16.4万人的牲畜损失过半。尽管有大量的天气警报信息，但无论牧民还是蒙古国政府都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来应对这些灾害。
蒙古2009年的国家气候变化评估总结出许多主要趋势，比如：从1940年至今，该国的年均温度升高了2.14摄氏度；冬季降水量增加了，暖季降水量则稍有减少。最近的气候变化研究对本世纪的趋势作出预测：冬季将更温暖、降雪量更大；夏季更炎热；年均降水量将增加20%；严寒等异常天气现象将成家常便饭。因此，完全靠天吃饭的游牧产业会更加脆弱。
但是，游牧业脆弱性增加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气候变化的影响，过度放牧也是自然资源退化的一个元凶。过去四十年，蒙古草原的生物量减少了30%。与此同时，覆盖蒙古国南部的戈壁沙漠在不断扩张，平均每20年向北侵袭150公里。如果你进行一次穿越蒙古国中部的旅行，一眼就会看出这个正在发展的沙漠化进程，短短几年前还是牧场和农田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了满目黄沙。
过度放牧的起因是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式农牧业控制模式的崩溃，当年土地和牲畜都是由公社来管理的。公社取消后，土地仍然是国有，但牲畜都私有化了，这让牧民有了扩大畜群的强大动力。由于这一趋势，再加上20世纪末连续几个温暖宜人的冬季，蒙古的畜群迅速增长到创纪录的3000万头。但结果是灾难性的：大规模的过度放牧和牧场退化。尽管蒙古全国的经济在繁荣发展，但从2006年开始农村贫困现象越来越严重。同时农村地区的社会和经济服务（包括医疗卫生、教育、交通、通讯和金融）仍然非常落后甚至凋敝。
蒙古国政府开始对牧民们及其生活方式面临的威胁作出反应。在该国很多地区，牧民们与地方政府和研究者合作，在许多新政策措施和法律的支持下，正在进行“共同管理”的试验，这是一个旨在提高社区恢复力的适应性管理形式。这一概念在蒙古国学者兼活动家H Ykhanbai 的推动下变得广为人知。
从上世纪90年代蒙古的草场明显退化开始，Ykhanbai就努力探寻一种既自上而下又自由放任的发展策略。对于这样一个任务来说，Ykhanbai的条件可谓得天独厚、独一无二：他在遥远的阿尔泰山一个牧民家庭中长大，后来到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留学，分别研究过生态经济学家加勒特·哈丁的“公地悲剧”和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集体行动理论。他认为蒙古的牧场是由许多用户共享的共有资源，但牲畜的私有制让牧民们变成他们自己产业的真正管理者。因此，对畜群的可持续管理要依靠两个因素，一是牧场的承载能力，一个是依赖同一资源的相邻牧民间的互动。
用Ykhanbai的话说：“我的这个知识是从童年的牧民生涯中得来的。牧民和地方政府在牧场资源可持续管理上的缺陷可以通过其它利益相关者在各个层面上的参与来弥补。各方合作可以更有效地管理资源库。面对日益严重的沙漠化和蔓延的气候变化影响，单独的家庭和社区是无力应付的，只能依靠更高层面的行动。”
下一部分：社区如何实现自我转型
作者简介：罗尼·魏努力，农村发展社会学家，对农业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管理问题有深入研究。本文最初刊登于《解决》杂志，本站经授权转载。
图片作者：舒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