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球上》
作者：蒂姆·弗兰纳里
企鹅出版社，2012年
《神样的物种》
作者：马克·林纳斯
第四权力出版社，2012年
剧作家、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去年去世了，他曾经在一次著名的演说中谈到人类“与世界的关系”，正如现代科技所预见的那样，这个关系似乎已经“耗尽了其潜力”。他说，如今人类非常无助，在面临“全球性挑战”的时候却无力作为一个“全球性单一文明”来应对。不过，他也提出“科学对人类出现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曲折回归，”“通过让人类再次置身宇宙，”让我们重新找回“业已丧失的融合”。
哈维尔强调了盖亚假说的先验性潜能，这个假说是环境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提出的，认为地球上的生命体和非生命体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网络，构成一种“巨型个体”。他总结说：“今天人类唯一真正的希望可能就是我们重新确定自己是根植于地球之上，同时也根植在宇宙之内的。”
哈维尔的这次演讲发表于1994年，时隔不算太久，出现了与该演讲精神相呼应的两本书，这就是最近精装再版的蒂姆·弗兰纳里的《这个地球上》和马克·林纳斯的《神样的物种》。这两本书提出了同一个问题：人类如何超越那些妨碍我们建立全球性共同理念的障碍，诸如文化界限、政治界限和国家边界？当然，哈维尔演讲与这两本书的背景大不相同。演讲基于的背景是地缘政治力量的大转移——帝国主义的终结以及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解体；而这两本书的背景更加广泛，就是生态危机和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失败。
正如林纳斯所说的：“来自所有文化和政治背景的人类团结在一起，运用集体智慧努力保护我们唯一的家园。但唯一的问题就是：这种办法没有成功。”
两书的作者在这个遏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多边进程上都下了很大的功夫进行探讨。弗兰纳里是一位科学家兼探险家，最初他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哺乳动物研究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后来曾经担任过哥本哈根气候理事会的主席，这个组织旨在将商界领袖、决策者和科学家们联合在一起共同推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林纳斯则长期担任马尔代夫前总统纳希德的气候变化顾问，直到最近的政变发生。他在中国知名度最高，因为在《卫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第15次缔约方会议（COP15）最后谈判的“内幕”文章（题为《我是如何知道中国毁掉哥本哈根谈判的？我在现场》）。
林纳斯在《神样的物种》中再次描述了这段经历，并且更加详细，但他的观点已经截然不同。他发现今天“真正的大新闻”是中国正在引领世界的低碳技术投资，而且事实已经证明中国正在“绝对认真地应对气候变化”。弗兰纳里的书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热烈的呼应。
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让两位作者对环境主义进行了回顾，从生态学的更具全局性的视角对其进行解读，而非之前促成哥本哈根大会召开的碳中心视角。尽管两人视角相同，但之后的叙述则大相径庭。
《神样的物种》一开头讲述了科学家兼企业家约翰·克莱格·文特尔的故事。传说他在2010年实现了合成生物学的突破，用人造DNA 创造出一种新的菌株，在其基因组中置入了一个电子邮箱编码。林纳斯把这个故事作为“人类世”的象征，所谓的“人类世”是一个新的地质年代，在其中“原始自然，即上帝的‘创造宇宙’将永远消失”。要想像老一代环境主义者那样否认我们对生物的统治，唯一的办法就是接纳“人类受害”的概念，为我们自己卸下“任何不便的责任包袱”。
约翰·罗克斯特伦是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和斯德哥尔摩恢复力中心的主任，也是《神样的物种》倍加赞赏的明星科学家，他提出的“行星边界”概念强化了该书的架构。简而言之，这个概念为地球系统的关键进程界定了九个界限，即：气候变化、生态多样性流失率、对氮和磷循环的干扰、平流层臭氧消耗、海洋酸化、淡水利用、土地利用的变化、有毒化学污染和大气气溶胶浓度，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罗克斯特伦所说的“人类安全活动空间”。（前三个界限我们已经超过了，其余六个尚处于安全值。）《神样的物种》对这个影响深远的概念进行了介绍，条理清晰，意义重大。
然而，作为一个在英国绿色人士中广为人知、有时有些争议的人物，对林纳斯来说，这个概念还会起到起到另一种作用。他在书中写道：这个水平的全球性认知能够构成“一种新的环境运动的基础”，这种运动超越了“过去的一些已经过时的关切”。他还举了例子，包括：对转基因作物的忧虑（“遭到全世界几乎所有绿色团体的反对，但更多出于意识形态而非科学原因”）、核电（“其实在环境上几乎是完全无害的”）以及工业化农业（“如果能集中力量在最肥沃的耕地上改进高产的机械化农业来养活新的城市居民，同时能让山坡地和其它边角土地退耕还林”）。
林纳斯也不惮于对技术细节进行深入解释，书里有很多地方会让你手不释卷。但是在阐释“碳补偿”（他对此支持）时，林纳斯对他的思想进行了最好的概括；“实用主义打败了纯粹主义，回回如此。”
《这个地球上》也是从一位生物学家的学术突破开头的，但这里写的不是富于创造性的文特尔，而是在不断踱步的查尔斯·达尔文，他正在思考其生命理论的结果。“他开始意识到必须告诉世界我们人类并不是神创的产物，而是进化的结晶。其中的社会意义何在呢？”从这一点出发，弗兰纳里开始了宏大的阐述，他将这本书称为“我们的物种和星球的合传”，最突出的就是他对于进化生物学家们提出的一些棘手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的思考。他问道：难道我们注定要“毁灭大部分的其它生命，将我们的后代逼进另一个新的黑暗时代、甚至是彻底灭绝吗？”不过，他也得出了明确的结论，认为“我们利用自身的智慧避免灾难，确保一个可持续的未来”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但是，对于林纳斯深感乐观的技术，（书中）提出了怀疑；而且还有一些特别的忧虑，比如有毒化学品（弗兰纳里将其称为“盖亚杀手”）对人类生育力的影响，而这正是林纳斯在他的书里极力想要揭示的众多观点之一。
弗兰纳里是一位文笔高超、引人入胜的作家。比如，读者可以从他的书里知道北美洲的火蚁由于单个基因的频繁变化，创立了一个相当于现代人类国家的超个体。由于这些蚂蚁如今已经“停止了与其它火蚁的边界之争”，俨然构成了一个联邦。一只蚂蚁“理论上可以毫无阻碍地从弗吉尼亚走到俄勒冈”。和哈维尔一样，弗兰纳里的希望也是“人类文化进展”可以推动我们朝着和这些小蚂蚁同样的方向前进，超越边界的限制。
但是，和《神样的物种》一样，弗兰纳里的书最终也存在明显的不足。这两本书都着重阐释了科学在帮助人类避免全球灾难上的作用，而且在这方面都写得妙趣横生，但是对于更加密切纠缠的科学和政治的关系，两本书都没有充分地厘清。因此，这两本书里最薄弱的章节是一样的，都是关于如何进行治理：如何让多边主义奏效；如何在保护后代环境不受影响的同时保护当代人的权利；如何确保资源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看完这两本书之后，读者也会觉得努力形成一个人类的“超个体”，以及在一个安全的全球层面上行动是必不可少的、令人向往的，或许还可以识别的目标，但却无法更清楚地看到实现这个目标的路径。
山姆·吉尔，中外对话副主编。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