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于6月20日开始的里约+20峰会上，绿色经济将是与会代表讨论的话题。会议的目标之一便是找出解决气候和粮食危机的办法。但绿色科技本身并不能带来我们亟需的变革。各国必须放弃那种不计代价求发展的思路。在全部需要改革的行业中，农业的改革不仅最紧迫，也最艰巨。
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UNCED，也称作“地球峰会”）本应是环境政策的一座里程碑。但实际上，全球生态问题自那以后越发严重。政府和业界都没有真正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而气候变化正在快速发展。实现全速增长作为经济发展首要目标的地位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在世界各地，争夺各类资源的竞赛正越来越多地影响着国际局势。化石燃料的开采继续发展，大规模商业性农业不断扩大。
不过，有一个方面在1992年以后发生了变化。对高效科技和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不断增加。这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新产业正越来越多地吸引新兴市场国家的参与。生态友好型的创新、投资和产品并称为绿色经济。作为1992年地球峰会的后续会议，同样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里约+20峰会将讨论绿色经济的议题。
人们希望里约+20峰会可以给人类指出一条更加环保的发展道路。但密切追踪峰会准备工作的朋友都知道，目前就连绿色经济的定义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全球大型民间团体都认为绿色经济不过是一笔利润丰厚的生意而已，根本未能将全球各国政策的重点从自由贸易和经济发展上移开。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对绿色经济话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一些国家看好绿色经济带来的新的投资和商业机遇。其他国家则仍然心怀疑虑，担心绿色经济或将带来环境政策掩护下的保护主义抬头。
对于如何规划绿色经济，目前存在多种观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绿色经济倡议》是其中分量最重的。该组织2011年2月发表的一份报告预测，绿色产业投资将在促进就业、节约资源、减排和保护环境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份报告对所谓“南方国家”传达的主要信息便是：绿色经济是切实可行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去年五月提出了一项名为“迈向绿色增长”的战略。这项战略的主要对象是工业化国家。这份文件呼吁各国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以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并鼓励各国促进科技创新，刺激环保产品需求，从而提高生产效率。经合组织指出，这样的投资同样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好消息是上述两份文件都认同气候变化和资源减少的事实。两者都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并强调无碳商业和资源利用效率。考虑到公共预算囊中羞涩，私营部门将扮演主导角色。上述两份文件因此呼吁营造有利于生态友好型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不足之处在于两份文件都没有从根本上挑战以经济发展为主的思维定势，没有谈及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才能同时实现保护资源和减少贫困的双重目标，对于食物权、饮水权、受教育权和土地使用权等社会问题也几乎没有提及。
这样看来，绿色经济只关乎效率和生产率等商业参数。其理念并没有被放入社会与环境的规范、法律和标准中考量。权力和分配正义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但如果没有强大的政治意愿，人类亟需的改变只能是美好的愿景。我们必须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去碳化和减少资源密集型消费上，并停止使用核能和基因工程等高风险科技。
未来的农业应该是什么样子？如今，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约12%来自大规模的商业农场。如果把与土地用途变更的全部温室气体排放都考虑在内，这一比例则是32%。农业生产不仅已经成为破坏生物多样性和过度消耗水资源的重要因素，还会导致水资源酸化和森林砍伐。此外，非可持续性的耕种方式造成大面积农田退化。德国全球变化咨询理事会（WBGU）认为，当今全球约三分之一的耕地都受土地退化之害。
同时，由于世界中产阶级人数不断增加，全球粮食和动物制品需求稳步上升。人们的消费习惯也相应变化，食物消费方面尤其如此。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九十亿，而气候变化和资源迅速枯竭等问题将为我们带来严峻挑战。
我们有理由相信，农业将成为里约+20峰会的重要议题。我们也希望此次峰会能将世界引向可持续农业的道路，遏制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农业减排不仅限于农业生产这一范围内，通过可持续的土地使用可以抵消农业生产造成的部分温室气体排放。如果性别等其他社会问题也能得到解决，农业还有望帮助减少贫困。
为了确保小农户能得到有力的支持，任何有意义的策略都必须解决土地和水资源使用、种子供应渠道、享受扩展服务、获得信贷和市场机会等问题。水和耕地资源的有限性对农业的制约作用日益明显。围绕绿色经济展开的辩论必须超越这个特定产业的技术。对于资源的公平分配、精英阶层的利益以及多国合作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现有的权力关系必须发生变化，制度性和社会性创新必须保证这一领域的分配正义。对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反思势在必行。
因此，如果各国政府在里约+20峰会上能就以下几项原则达成共识，人类才能向真正的全球绿色经济迈出实质性一步：
不为害：
撤销全部破坏性的农业补贴，包括对出口、燃料、化肥和集约化畜牧生产的补贴。
国家有责任保护人权，而且这种责任不仅限于本国。各国不得损害其他国家人民的权利。国家之间签订贸易协议时必须以此为准则。世贸组织农业协议以及许多双边贸易协定仍不符合上述标准的要求。
各国政府必须保护具有重要生态和社会价值的农业部门。
对农业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必须考虑人权和可持续性。投资和土地租赁必须受透明原则的监管，必须赋予所有相关群体参与决策过程的机会。
必须遏制农产品投机。
必须制定公正、可持续的农业政策。例如，规定保护动物、水资源和环境保护区的标准，对硝酸盐化肥施用征税。
粮食为首：
世界各国必须将食品安全作为土地使用和农业政策的首要目标。任何政策措施——例如欧盟要求在汽油中添加生物燃料的规定——都必须以此为标准进行考量。
连贯性：
阻止气候变化与各种农业生产存在内在联系，因此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量。如今，有很多项目和政策都没有考虑到这种关联性。富裕国家资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但与此同时，动物饲料、肉食、粮食和棉花贸易的扩张却完全不考虑气候变化的现实及影响。这种现象必须改变。气候意识必须成为主流，所有投资行为必须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相适应。
生产率：
不应该以化肥和基因工程作为提高生产率的主要手段。我们应该通过施用有机肥料、用自然方法控制虫害的方法改善土壤质量，提高产量。
效率：
农业生产节约潜力巨大。我们必须避免浪费水和其他资源。富裕国家的消费者购买的全部食物中，30-40%都倒进了垃圾箱。而在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储藏和销售条件也往往造成惊人的收获后损失。具有针对性、智能化的农业扩展和咨询服务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生活方式：
人们必须改变现有的饮食习惯。德国全球变化咨询理事会建议减少动物制品摄入。人们应该减少肉类食品消费，工业化国家尤其如此。德国全球变化咨询理事会认为，这是缓解土地紧张的重要手段。
制度革新：
联合国系统中有关粮食的全部职责应该整合到一个部门。
2009年，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发展评估（IAASTD）在其《世界农业发展报告》中提出了农业可持续和社会化发展的指导原则。这样的工作必须继续下去。
联合国内部的制度改革应该引入对重要技术创新的风险评估。尽早了解技术创新的社会、文化和生态效应，及其对人权的影响十分重要。
再设计研究：
到目前为止，对农业研究的投资近乎微不足道。此外，大多数资助项目仍然着重于提高产量的研究，只有5%的研究经费用于寻找减少收获后损失的方法。我们必须改进咨询和知识体系。
即将前往里约参会的各国首脑应该认真考虑上述要求。
芭芭拉·翁米斯希，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主席。
本文由伯尔基金会核能与发展项目支持。
译者：李杨
图片来源： P. Casier (CGI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