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和中外对话在里约联合举办名为“清洁中国供应链”的边会。应中外对话之邀，刚刚摘取褒格曼奖的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创始人马军向世界听众介绍了中国环境情况，并随后与中外对话畅谈了他对全球供应链及里约峰会成果的看法。
中外对话：供应链的背后，是全球市场体系。中国曾经处在供应链的最底端，现在逐渐向上攀升，也正在成为其他经济体的上游角色。事实上各经济体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您觉得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供应链问题的全球意义？
马军：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中国明显的扩张态势，海外投资和收购都在增加，由于没有充分履行所应承担的责任，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例子，甚至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国际形象也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确实仍是最大的世界工厂，这一点毋庸置疑，到现在为止，污染最重的、环境代价最大的部分依然还在中国，这里依然还是纺织印染、电子产业、化纤、钢铁产业最主要的生产地，这些生产环节都意味着巨大的环境代价。在供应链问题上，人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全球生产和采购对中国环境带来的影响，必须找到一个办法实现更有效的管理。
中国41家环保组织所做的绿色选择，是其中一部分尝试，意义不仅在于环保组织自身，更在于和社会其他方面结合起来去行动，建立多利益方之间的合作。
现在中国的对外影响在增加，呈现出“大进大出”的趋势。“大进”就是指采购。巴西当地已经有这样的声音：必须充分重视中国持续增长的原材料采购对巴西的生态影响。
从长远方向来看，上述两者是统一的。在全球生产和采购的框架下，环境管理方面也应该有更多全球监督，这样一来，无论企业转移到地球的什么角落，都能被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未来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
中外对话：IPE在中国所做的工作，是否可以推及全球供应链体系、对其产生积极作用？
马军：在全球范围建立这样一个监控管理体系时会发现：发达国家的需求相对较少，他们本身就已经建立起了相关制度，比如说在美国有TRI（有毒物质排放清单），欧洲有PRTR（污染物排放转移登记制度），发展中国家则有更多需求。未来如果建设一个全球机制，需要向发展中国家推广这些经验。
IPE还在跟一些发展中国家的NGO机构有所沟通，有一些当地机构希望了解、建立这样的机制。一些大的品牌也表示过类似兴趣，希望在全球各地都有这样的机制，便于其采购和供应链管理。总的来说，这一切努力处在一个非常初步的阶段。
中外对话：您如何评价本次里约峰会通过的这份宣言文本？
马军：到会的NGO普遍不满意这份宣言。的确，如果单看文本，好像没有往前走，很多地方是在确认、承认之前有过的一些情况，并没有更新的推进。
但我对此有另一个角度的看法。
20年前里约大会达成的成果，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体现西方对环境问题的关切和推动。20年之后，情况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有非常深入的参与，一些发展中大国深度介入了全球可持续发展格局，那么此时达成的文本，就更接近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共识。自然，南方北方共同参与，讨论的难度就会大很多，相互妥协的结果会有一些折中，但它并不意味着一定是很不好的文本，毕竟很多良好治理的原则在其中都有体现。
以中国为例，20年前在谈判桌上的接受，是在西方主导下的接受，这次所接受的是它真正能接受的。在这个意义上，是向前大大地迈进了。
中外对话：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新的地位和作用？
马军：跟20年前比，中国承担了更大的责任。欧美国家主导了20年前的那次会议，在今天这次会议上，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的人均排放量增长迅猛，相应也承担了更大责任，同时也有了更大的能力，在未来必定会起到更大的作用。
总体来看，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不再是西方发达国家一枝独秀、南方国家多数贫困的局面，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在迅速赶上来，环境问题格局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各方需要一个要适应的过程。目前双方都不太能很好地适应，国际谈判显示出一些困难。这种过渡阶段恐怕会维持一段时间。
在政府间没能有效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多元利益主体的参与、民间的推动就更为重要。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这将成为非常关键的趋势。我们等不到所有国家政府协调好、达成高效的谈判，我们需要社会各界率先作出努力。
采访整理：徐楠 中外对话北京副总编辑
图片来源：UN Pho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