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联合国气候谈判正在多哈举行。全球经济和政治正在发生着的显著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在中国。
中国正处在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上。对于未来几年中如何应对目前发展模式中的一些重大挑战，中国政府已经作出决策。这些决策中释放出许多积极的信号，特别是在绿色经济方面。就在11月初的中共十八大期间，“生态文明”被列入中国的整体发展规划，成为胡锦涛总书记报告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
今年初，即将担任中国新总理的李克强访问欧洲，启动了好几项城市化、可再生能源及能源安全方面的新进程，标志着中欧在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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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规划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计划令人叹为观止。随着中国成为风能和太阳能生产的全球领袖，加速低碳经济进展已经成为中国国内的广泛共识。所谓“中国打喷嚏，世界就感冒”的老生常谈在这里也管用，只要中国下定决心“当头儿”，世界其他国家就会响应追随。
多哈会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国际气候谈判是一条重要渠道，通过这一渠道，中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强化自身低碳经济，帮助塑造全球发展模式。欧洲是中国太阳能发电设备的最大市场，但是，由于全球气候机制的不确定性，欧洲内部关于气候变化应对计划的谈判一再延迟，也就无法为中国提供更大的市场。
中国一向是不愿在全球舞台上当头儿的，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在过去的谈判中，中美两国立场长年严重相左，陷入了一个“你行动，我才动”的僵局。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积极的变化。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已经从美国人背后走出来，在2010年的坎昆会议和2011年的德班会议上就和美国并肩而立了。在德班，对于在2015年达成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面的全球性协议的进程和期限的共识形成，中国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但是，许多主要排放国并不像中国这样已经着手调整其发展模式，应对资源短缺等未来全球性风险。无论贫富，许多国家还在忙着弄清气候变化、能源、水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根本没有对其经济进行深谋远虑的规划。这在今年的美国经济脆弱性与大旱和风暴之间的关系上体现得十分明显。
中国文化传统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也正是胡锦涛所提倡的，表明了该国应对长远全球风险和进行预先规划的能力和意愿。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在过去十年中已经为中国制定了一条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UNFCCC作为一个平台，应该为中国提供机会，与其他国家共同深化对全球性风险的系统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全球经济和生态的稳定。
中国创建新的气候联盟
但是，在今年的多哈会议上，由于新的领导集体需要时间来安顿一切，中国的谈判权限将受到一定限制。没了强有力的授权，中国代表团可能只是接到训令说“不要捣乱”，这在谢振华团长最近的发言中体现得很明白，他只是承诺中国将在推动德班协议前进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但中国也保持了选择的开放性。谢振华最近主持了好几次与“基础四国”以及“志同道合”集团（一个新成立的、由生产化石燃料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非固定同盟）的会议。保持所有选择的开放和实用主义，显然是中国在领导人权力过渡期间的气候谈判策略。
在谈判桌上，中国在策略和同盟关系上非常实用主义，但同时也受到更宏观外交政策，即主权、团结、一致性的方针指引。
首先，要保持以自身感觉舒适的速度来决定发展路径的主权。中国的谈判立场和策略常常要比其实际采取的大胆行动显得低调。
其次，与穷国的团结。对于那些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国家的需求，中国的敏感度比所有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和大多数发达国家都要高得多。
最后，保证其他国家树立足够宏伟目标的一致性。中国在缓慢脱离美国立场束缚的同时，也要求发达国家更加积极。
尽管多哈会议无法制定应对气候危机要求的大胆措施，但它对于培育2015年达成全面协议的势头仍然十分重要。中国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保证这次会议不会只是在德班协议上原地踏步。中国无论在资金还是政治上都进行了巨大的投入，一方面限制了本国内的气候风险，同时也保持了走向低碳经济的驱动力。
丽兹·加拉赫，E3G高级政策顾问。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