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巴拉蒂·古哈-萨皮尔，世界卫生组织灾后流行病学研究中心（CRED）主任，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CRED管理着记录全球灾难及其对人类影响的“紧急灾难数据库”（EM-DAT）。
奥利维亚·博伊德（OB）：你们的数据库指出，过去三十年里自然灾害数量显著增加。具体情况如何？
德巴拉蒂·古哈-萨皮尔（DGS）：过去三十年里，自然灾害（够得上被数据库记录的）的数量可能增至原来的三倍，这背后有几个原因。
其中一个当然就是灾害报告条件改善了，电信更加便利，也更加低廉，所以如今没有被报告的灾害极少。另一个原因就是有人“走出去”“寻找”灾害，我们就有一个团队专门做这个，这也增加了数据库中的灾害数量。
第三个原因应该就是灾害数量真的增多了。就算你把统计偏差的因素算进来，灾害也真的变多了。我们将自然灾害分为两组，即地质灾害和水文气象灾害。地质灾害包括火山喷发和地震，水文气象灾害则包括暴风雨（雪）、气旋、飓风、干旱等。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新增灾害都属于水文气象灾害。如果只是统计偏差的话，那么地质灾害也应该出现同样的增加才对。
因此，我们可以作出结论：尽管存在报告条件改善的因素，但数据库灾害数量的增长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实际灾害的增加，且大多数为水文气象灾害。
OB：中国受到多大影响？
DGS：如果我们看一下按照地区划分的数据，就会发现很大一部分自然灾害都发生在亚洲，大约占到60%甚至更多。而在受害方面，亚洲所占比例更大，大约要占到全球自然灾害受害者总数的80%到85%，实在非常多。
部分原因就在于中印两国都在亚洲。正因为有了这样人口众多、人烟稠密的大国，一旦哪个国家遭受自然灾害，受灾人数的绝对数量就会很大。
与其他自然灾害相比，中印两国都明显更易受到洪水的危害。这真的很不幸，因为在所有自然灾害中，洪水可能是唯一用廉价技术或有效防治办法就能解决的，比如采取洪水分区和修筑堤坝等手段。
对于地震、山崩、火山喷发、飓风和气旋，我们确实束手无策。因为真的不存在地震预警这种东西，所以我们只能听天由命。对于气旋，我们当然有了非常有效的预警，但要让资源利用效率很低的国家用一种高效而经济的方式做好防灾准备，是非常困难的。但洪水就不一样了。对于它，我们有非常好、成本又很低的工程解决办法。
OB：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更好地使用这些办法呢？
DGS：我认为这主要有两个因素。首先，大多数住在洪灾高发地区的人都很穷，那些比较富裕（我不是指那些富到开奔驰的，只是稍微富裕一点点）的人都不会选择住在河边，也不会住在孟加拉国的海平面区域，而是会住到地势稍高的平地上去。
在中世纪，你可以看到王公贵族都住在山顶上，而比较穷的人则住在山坡和山下面。这里的情况也一样。大多数住在洪水区域的穷人实际上都是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人。如果是在一个民主国家，他们的票仓价值不大，因此就没人真正关心他们的处境。在中国，我不知道他们有多大的力量。我想其中的大多数人是贫困农民，在资源配置中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因此也就没有人愿意为洪水分区或者防治措施提供资金。
第二个因素是高速的城市化。不仅造成了大城市周围的森林破坏，还由于停车场、购物中心等造成巨大空间的凝固化。城市肆无忌惮地扩张，给水径流带来了非常明显的影响。淅沥小雨及其汇成的小河小溪，由于在面积广大的城市中的累积，如今都变成了滚滚波涛，造成严重的城市洪水。像中国这样一个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国家，将面临着愈来愈严重的城市洪水问题。
现在有一种城市规划趋势，即将非常大的购物中心、超大型自助商场、超市、停车场等大型设施放在城市外围。这已经成了一种总体理念——把它们放到城外就完了。我们看到里约就是这么做的，而去年那里刚刚发了大洪水。我们必须对这种规划政策进行重新审视，因为森林破坏，因为凝固化，也因为洪水的增加。
OB：从对人类影响的角度看，洪水增加会引发什么问题？
DGS：城市洪水和农村洪水对受灾人口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在农村地区，由于水的污染，腹泻和疾病的威胁会非常严重。如果受灾的贫困人口的免疫力或抵抗力很弱，孩子们有一点营养不良，那么腹泻问题就会变得相当严重。
洪水还会造成蚊子和其他带菌生物孳生地的增加。在中国，尤为突出的是疟疾、登革热以及血吸虫病（一种由钉螺带来的疾病）问题的增加。血吸虫病过去在中国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因此中国曾经动员千百万人发起消灭钉螺的运动，使血吸虫病大大减少。但如今它又卷土重来。这些疾病都广受关注，与大量降雨和孳生地增加都有关联。
在农村地区，每逢粮食欠收，人们就没有东西换钱，就只能吃自己种的那一点点粮食，这就引发了长期的营养不良问题。这些受灾家庭的孩子们尽管可能得到一些食品援助之类的，但接下来半年左右他们的热量摄取仍然无法达到要求，一直要等到灾情好转，家庭生活恢复正常。
在城市地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厕卫系统瘫痪，以及厕卫系统被洪水淹没。这当然会带来同样的腹泻和疾病威胁。由于城市的人口密度更高，而且人们都离厕卫基础设施很近，对某些人来说，这将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在雅加达看到的，即细螺旋体病传染的增加。细螺旋体经由猫、狗、鼠等动物的小便进入水中，然后被那些赤脚在这些水里行走玩耍以及脚上有细小损伤的成人孩子感染，并进入人体。和登革热一样，细螺旋体病本身是一种温和的疾病，但越来越多地以出血性形式出现。
OB：洪水爆发越来越频繁，有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我们可以更好应对这些影响？
DGS：在我看来，关于洪水的第一要义是我所说的预防为主。洪水是可以从根本上防治的。第二个要点是降低其影响，比如减少疾病，或者溺死、电死等任何形式的死亡。在这些影响的应对上，我们也同样任重道远。
我认为，我们做的远远不够。我还有种感觉，平时我们任由事态发展，直到发生了巨大的灾害，我们才不得不站起来说：啊，20万人死掉了，咱们必须采取措施了。
我认为中国在洪水防治方面有很多事情要做，而这些事情实在轻而易举。我想中国首先要更好地认识到洪水对其人民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做好准备工作和防治计划，解决切实的问题。
OB：我们已经看到了极端事件的发生。灾害究竟要大到什么程度才能激发出应有的反应？
DGS：孟加拉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在应对洪水方面做得非常好。该国曾经不断遭受气旋、飓风和饥荒的侵袭，每过三四年，我们都会看到公益海报上的孟加拉孩子。但如今你再也看不见了。孟加拉国付出了多年努力，才让基本的洪水防治到位，实际上防止洪水发生的技术的成本很低。但他们在以社区为基础的措施上也花费了很大力气，比如给妇女的小额贷款，帮助他们在一无所有后重新自立。这些措施都真的真的非常有效，他们几乎从来没有再要过任何国际援助。
这对其他国家也是宝贵的经验。孟加拉国极度贫困，而且政治动荡，但他们仍然成功地控制了洪水，原因就在于社区的动员力和红十字会的参与。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