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地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在过去450万年中首次超过400ppm，并且仍在以每年2ppm的速度增长。按照目前的趋势，本世纪末地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就将达到800ppm。如此看来，之前就如何避免灾难性气候变化所进行的讨论不过都是些空话。
人类无聊地打了一个哈欠，决定坐视危险日益增加。伦敦帝国大学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主任布莱恩·霍斯金斯教授指出，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上一次达到这个高度的时候，“世界平均气温比今天高三到四摄氏度。格陵兰岛上没有永久冰盖，海平面比今天高很多，当时的世界与今天大不相同，不过并非所有这些差异都与二氧化碳水平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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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很周到地作出了附加说明，但温室效应是基本的科学事实：这就是为什么地球的气候要比月球怡人得多。二氧化碳是一种已知的温室气体。而气温上升造成的大气中水蒸气增加等现象又会反过来进一步提升大气温度。简而言之，人类正在用其唯一的家进行着一场大规模、不受控制而且近乎于无法逆转的气候实验。此外，从基本的科学事实和大多数合格科学研究人员的观点来看，这种实验造成灾变的可能性非常大。
如果对比我们在债务问题上的处理，我们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不作为就显得更加耐人寻味。我们的耳朵里已经灌满了歇斯底里的警告，告诫我们庞大的公共债务将对子孙后代造成严重的后果。但代代相传的不过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金融追索权。最坏的结果也无非就是债务违约。有些人可能会不高兴，但生活还会继续。相比之下，将处在环境灾难中的地球传给子孙更令人担忧。毕竟人类除了地球之外没有其他去处，也无法重启地球的气候系统。如果我们能做到审慎地看待公共债务的问题，就应该同样审慎地看待比公共债务更加不可逆转、后果更严重的气候问题。
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如此坐视全球气候继续变暖呢？
第一，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文明是建立在化石燃料的基础上的，就像罗马是建立在奴隶的累累白骨之上一样。发生在19世纪初的与其说是“工业革命”倒不如说是“能源革命”。是我们亲手把碳排放到大气中的。
正如我在《气候政策》杂志中所讲过的，曾经被如今高收入国家独享的能源密集型生活方式如今已经遍及全球。在新兴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在经济上趋同的背景下，世界对能源需求的增长速度快于能效提高的速度。不单二氧化碳总排放量在提高，人均排放量也在提高。而人均排放量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中国对火电的依赖。
第二个原因是对任何干涉自由市场行为的反对。毫无疑问，其中一些干涉是受狭隘的经济利益的驱动的。但是不要低估理念的力量。承认自由经济引起了巨大的外部成本也就是承认了由那些可恶的环保主义者提出的大规模政府监管倡议是有道理的。对于许多自由论者和古典自由主义者来说，政府干预压根无法接受。还是干脆否认气候问题的科学性来得痛快。
这种心态的一个表现就是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坚持某些主张。比如有人提出，地球的平均气温虽然比一百年前高出很多，但近年来并没有出现上升。但此前气温呈上升趋势的时期也曾经发生过温度下降的现象。
第三点原因或许是高收入国家的决策者自2007年以来一直疲于应对当下的危机，而无暇顾及气候问题。
第四点原因是那种认为即便发生最糟糕的情况人类也能利用其聪明才智找到办法应对气候变化的自信。
第五是因为，要在如此众多的国家之间达成切实可行的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协议十分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达成的协议形式大于实质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六是因为人们并不关心那些出生在遥远未来的同伴们的利益。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为什么我要在乎后代？他们为我做过什么？”
最后一个相关的原因就是穷国与富国之间、历史排放大国与未来排放国之间要达成平衡。
人们对面临的挑战想得越多，就越是难以提出有效的行动方案。相反，我们只会坐视地球温室气体浓度与日俱增。即便最终真的发生了灾难，我们也已经无能为力了。
那么怎样能扭转这样的势头呢？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道德要求毫无意义。人们不会为了照顾其他人而采取如此大规模的行动，也不会为了他们自己的子孙后代做出改变。因为他们最关心的是他们自己。
如今很多人认为低碳经济就等同于全球贫困，这是他们永远不可能接受的。不但高收入国家的人想保住现有的生活，其他国家的人也希望享受到高收入国家居民如今享有的幸福。
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气候变化行动的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就是提出一个具有政治吸引力的低碳繁荣经济的愿景。目前人们还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投入大量资源开发能真正将这种愿景化为现实的技术。
但这仍然不够。如果技术的发展的确让我们离低碳的繁荣未来更近一步，我们还必须建立相关的制度实现我们的计划。
无论是技术条件还是制度条件目前都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社会缺乏真正采取行动停止这场气候实验的政治意愿。的确，不少人在此问题上发表了各种见解，也有很多人为此苦恼发愁。但我们缺乏真正的行动。要改变这样的现状，我们必须先给人类展示一个更好的未来。对十万八千里之外灾难的恐惧还不足以促使人们做出改变。
翻译：李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