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二，奥巴马政府公布了其《气候行动计划》，列举了其对显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细节，这样就必须有大量投资来适应气候变化的现有和预期影响。
西蒙·安德森博士，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气候变化小组负责人
加强全球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计划对于加强地方政府气候适应规划、开发新的风险管理工具以及气候适应技术等方面的强调非常有用。从“安全”出发为这一方面订立框架是被误导的结果，有可能导致为这一目标的资源配置方式出现偏差。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机构现在是，将来也是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这一机构名声很臭，因为它独断专行，采取行动前几乎从不与其它国家政府协商，典型的例子包括由其资助的尼泊尔Hariyo Ban项目和肯尼亚的REGAL-IR项目。
调动气候资金
迄今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调动的资源，与发展中国家为气候变化而付出的更多经济和社会代价相比，几乎不值一提。至于私有部门对气候韧性投资的贡献，就算按照乐观的估计，至今也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一状况会有什么变化，至少在投资者的中期利润得到保证之前是不会变的。比如天气衍生作物保险的失败案例就充分表明，私有部门是多么不情愿为气候变化适应措施买单。
带头行动，通过国际谈判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迄今美国还没有在气候谈判中发挥过什么带头作用，除了带头造成某些混乱。如果奥巴马对“雄心、包容性和灵活性”的强调能够带来对减排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支持，以及对气候适应资金的贡献，当然会受到人们的欢迎。
珍妮弗·摩根，世界资源研究所气候能源项目总监
在他的国家气候计划里，奥巴马总统已经展示了一个全面的全国性计划，来减少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并让美国为气候变化的影响做好准备。如果这个计划得到充分而大胆的落实，就能够重新设置美国的气候议程，使美国重新朝着其减排目标努力，即到2020年比2005年减排17%。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反过来就能让美国的外交团队在与中国等其他国家接触时更有底气。
明确地说，奥巴马政府实现美国电力部门去碳化的意图极为重要，尤其是当它与中国接触时，因为后者也在努力“清洁”电力部门。两国都要想方设法实现自身经济和增长模式从高碳到低碳的转型，这对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至关重要。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中美的合作，但也会催生竞争，而这两点在奥巴马总统的计划中都有体现。
奥巴马总统在演讲中说：“中德等国家在清洁能源的竞赛中都拼尽全力，我相信美国人做起事来比任何人都要好。我希望美国能够赢得这场比赛。”奥巴马还激励商界领袖们抓住美国向低碳转型所带来的良机。
的确，中美两国正在争夺全球日益增长的清洁能源需求所带来的巨大商机。目前，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和发展国。去年，美国的清洁能源投资为356亿美元，新增清洁能源发电能力1670万千瓦，中国的投资更高达651亿美元，新增发电能力2300万千瓦。
尽管中美在新兴的清洁能源市场上存在竞争，但奥巴马强调的是两国之间巨大的合作机会。实际上，中美已经从众多的清洁能源相互投资和伙伴关系中获益非浅。
任重道远
美国国务卿克里4月访华时，两国成立了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旨在找到创新性方法来解决日益增加的排放并且“鼓舞世界”。下个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工作组将提出新的联合行动来减少碳排放。
看到刚刚举行的“习奥会”，以及充满新活力的奥巴马政府，我们有理由期待中美跳跃前进，以更具转换力的方式携手合作，加快行动步伐、扩大行动规模。
埃里克·普里，美国环保协会（EDF）高级副总裁
日后如果有人撰写史书，记述美国政治领袖们如何终于开始严肃对待气候变化，奥巴马总统这次出色的演讲（其中展示了一个强有力的新气候议程）将被视为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美国联邦政府层面上“气候沉默”时代的历史性终结，也标志着一个强化气候行动时代的开端。它还标志着从那一刻美国政府开始迎头赶上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民意。过去好几年，尽管美国国家领导人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但地方政府已经饱受气候变化的打击，包括严重的旱灾、野火、风暴和洪灾。这一事实引发了舆论的转变，但政治家们还懵懵懂懂。奥巴马政府执政的头几年中，已经取得了一些大的胜利，比如乘用车燃油经济性标准提高一倍，通过经济刺激法案投入900亿美元加速朝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但是，奥巴马总统公开提到气候变化的时候并不多，也没有公开批驳那些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散布质疑、混淆视听的人。
昨天，这一切都变了。奥巴马宣布打算通过一揽子无需国会同意的行政行动来向前推进气候变化日程，包括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针对发电厂的碳标准（电厂产生了美国40%的气候污染）。他借此表明美国不会再允许自己被那些反对明智气候政策的人所绑架。当然，未来仍然会有激烈的政治斗争；当然，最终仍然需要采取立法行动；当然，国际协议仍然至关重要。不过，奥巴马总统昨天已经提出了一个新的路线图，我相信这个路线图最终将引导美国采取足以应对气候威胁的国家和国际行动。奥巴马的气候行动计划尽管姗姗来迟，但这个等待是值得的。
马丁·布恩茨教授，路透气候社会行动创始主任
奥巴马总统的气候倡议是一个广受欢迎的意向声明，如果能够得到落实的话，将为美国实现在2005年基准上减排17%温室气体的目标提供良机。（考虑到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能源需求大减，这一目标实际上并不算高。美国2005年的温室气体排放为71.9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但到2011年已经减少了9.3%，仅有67.02亿吨。）奥巴马的倡议是否能够得到落实还有待观察，这是因为它必然遇到法律上的挑战。但是，就算它能得到落实，其行政命令的形式就决定了它的寿命要看能否得到总统的持续支持，不仅是奥巴马还有他的继任者。
这就是说，由于涉及大型长期决策，如果变化能发生得足够快，它们就会变成“既成事实”。这背后的推动因素就是一个潜藏的经济现实：“水力压裂法”已经大大增加了美国天然气的供应，降低了价格，导致燃煤发电厂变得毫不经济。所以说，美国不再新建燃煤电厂，现有电厂也在加速关停，是有其自身经济逻辑的。然而，如果认为美国的煤炭今后就会长埋地下，就太天真了。美国煤炭产业已经处在朝出口市场转型的进程中。但由于全球行动的缺失，美国政策自身的价值很有限，特别是放眼未来二十年世界能源需求将显著增长的情况下。
真正关键的问题在于美国的行动是否能够唤起他国的行动。“瓦克斯曼-马凯气候变化议案”尽管未在国会通过，但其价值之一就是通过对那些不符合法案规定的国家实施进口惩罚，将美国的单边行动融入全球安排之中。这一理念是否能够被移植到奥巴马总统的气候倡议还需拭目以待，但如果没有这一理念，奥巴马倡就只能靠其以身作则的力量来发挥影响了。这一点绝非无关紧要，特别是涉及“德班协议”内容的时候。尽管中美2011年都参与了德班国际协议，以“尽早但不晚于2015年”通过一项“全球减排新协议,或者法律文件,或者法律成果……并从2020年后实施”（引自决议1/CP.17）。重要的是必须注意上述词句并未界定这一文件或协议的内容，比如它可能只针对碳强度，而非碳使用的绝对水平。
萨里木尔·胡克博士，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气候变化小组高级研究员
这是美国联邦政府第一次宣布在国内采取大规模的适应行动，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奥巴马总统认识到美国面临着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它必须适应。但是，在国际层面上的行动承诺尽管受到欢迎，但还是太少也太晚了。美国这样一个世界最富有也是最大累积污染者的国家的领导人在数十年的拒绝之后，终于承诺要采取行动，这固然令人高兴，但就在美国刻意忽视的这几十年中，气候问题已经比原来大得多了。所有国家都必须采取幅度远超现在的减排行动，否则按照目前的趋势，到本世纪末气温上升将达到4摄氏度。奥巴马总统说他希望美国成为全球减排行动的领袖，他的承诺受到欢迎，但他的行动还远远不够。
菲利普·博克赛尔，环境律师、政策顾问、研究员
我对奥巴马总统的演讲感到失望。他未直接触及企业、财政及化石燃料行业的既得利益，没有涉及国会的问题，未谈及选民也负有责任，因为是他们赋予了无良的保守派执政权。
我们都已意识到，自比尔·克林顿时期以来，美国常常令人失望。值得注意的是，昨天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由克林顿于1996年签署的婚姻保护法案违宪。克林顿还曾通过《重塑政府法案》，将联邦环境执法权下放给各州，使米特·罗姆尼（时任马塞诸萨州州长）等人得以将马塞诸萨环保部门缩减40%。另外，克林顿还拒绝为《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和履行向国会施压。
国务卿克里致力于与中国加强联系，这使我感到振奋。一年前，联邦航空局驻中国联络官在一次晚宴上评论道，中国保持着世界上最好的民航安全记录。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北京办公室的职员一年前也曾说过，中国的核能安全记录居世界首位。我向这位官员询问，如今中国已拥有了相关资源，如果其有意向，能否成功解决技术和管理问题，他认为中国能够做到。这样看来，我的希望将不再维系于7月的报告，而可以寄托于中美两国正在进行的会谈，还有德国、欧盟、环保部，甚至多年来一直令我失望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2009年，众议院通过韦克斯曼-马基法案，詹姆斯·汉森表示反对，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都与其站在同一战线，因为该法案规定2020年碳排放比2005年水平降低17%，而不是以1992年水平作为基准。汉森计算发现，该目标相对1992年仅降低3%。昨天，奥巴马再次建议将2005年的水平作为基准。昨晚，我听一位美国演讲人在北京能源网络项目中说，人们已经对有害健康的空气污染习以为常，新浪微博的用户们将之称为“新常态”。看看世界上战火纷飞的地区，回顾整个历史，我不禁怀疑西方的生活标准是否已成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奇异值。我们是否也会习惯“新常态”？
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和詹姆斯·汉森对2009年众议院的韦克斯曼-马基法案表示反对，我也持相同态度，但我依然认为我们必须支持奥巴马总统。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向前推进。我们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何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能源与资源研究小组博士候选人
在对抗全球气候变化上，美国一直在小步慢移。奥巴马的新气候变化应对计划包括控制现有电厂、清洁能源发展、燃油标准的碳排放以及以减缓、适应和国际合作为支柱保证美国在气候政策上的领导性。该计划重申了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比2005年的水平减少17％的减排目标 。鉴于美国在碳税或国际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等问题上的表现，或者其在气候立法上的挫折，我们有很多理由将此举视为美国迈出的重要一步。
然而，17％的目标有些不给力。根据环境保护署（EPA）的排碳清单数据，美国的碳排放量自2008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但其主要原因是经济衰退和页岩气的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煤炭消费量暴降意味着美国能源使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12年下降到20年来新低。如果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趋势照此持续，美国什么都不用做，到2020年就会实现碳排放减少17％的目标了。
美国需要做的不止这些。为避免全球温升达到2摄氏度，到2050年时，全世界的碳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80％。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采取更大胆的行动、更智慧的政策来设定正确而恰当的奖惩机制，最重要的就是给碳定价和逐步取消给非清洁燃料的补贴。
对奥巴马政府来说， 页岩气革命是推动气候政策前进的一个机会。国际社会应与美国一道合作，努力达成一份有意义的全球气候变化协议。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