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安琪，耶鲁大学博士后
“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加对于中国来说尤为值得关注，根据2011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低海拔沿海城市的城镇居民数量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较高（约26.6％）。沿海低洼地区特别容易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灾难已经在中国的几个主要城市里上演，2012年的夏天北京便遭受了近六十年来最大的暴雨，导致多人死亡及受伤。
IPCC此次最新报告对于中国来说，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关于“全球碳预算”的讨论。新的科学证据表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大小比在哪个阶段排放与全球变暖的关系更为紧密。因此，“碳排放峰值”以及中国的排放将会在什么时候达到顶峰要与“碳预算”相结合才会有意义。
中国是当前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且将在未来几年保持这一位置，国际社会的压力可能会迫使中国在其预期峰值年之前更大幅度的削减碳排放（中国碳排峰值预计在2030年，但有新研究表明，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峰值恐会提前几年到来）。”
李硕，绿色和平组织成员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气候变化并非总是线性的。气候系统中很多变量可能会发生突然或是不可逆的变化，一旦超过某一临界值，就会对人类和自然系统造成严重破坏。例如，科学家一直警告甲烷笼形化合物可能发生爆炸、冰盖崩塌、热带森林退化等等。然而我们却对这些威胁知之甚少，这带来很大问题。”
应对这些突变唯一的保险措施是尽快减少碳排放，控制气温进一步升高。
在未来海平面上升方面，其增幅将取决于减排速度以及我们能否避免格陵兰冰盖近乎完全消融。认识到人类对沿海地区的依赖性，我们就应把尽可能地控制海平面上升作为当务之急。
1901年以来，全球平均海平面升高了19厘米，平均速率为每年1.7毫米，但1993-2010年期间速率几乎加倍（3.2毫米/年）。本世纪内，即使我们实施减排措施，上升速率也会超过1971-2010年期间的水平。
在一些剧烈天气现象引发的风暴潮等极端海平面变化中，平均海平面上升的影响表现得尤为明显。预计2050年前，极端海平面变化出现的频率会显著增加。
需要担心海平面上升问题的不仅是小型岛国。海平面上升还会使沿海地区爆发短期或持续性洪水的风险增大。世界上23%的人口生活在沿海地区，人口密度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在超过500万人的39个人口密集区中，60%的人口居住在海岸线100公里以内。16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地区中，12个皆是如此，即多数人口都集中在沿海地区。
如果海平面升高1米，马尔代夫等小型岛国将被淹没。基里巴斯（一个太平洋岛国）的两座岛屿已没入水中，2005年初，一次大潮淹没了其他岛屿，冲毁农田、无数住宅和一座医院，水井也被海水污染。”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确定性增加，显然能进一步加深我们对气候变化原因的科学认识，使我们对结论更有信心。但在实际中，这并未改变行动方案，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评估报告发布甚至更早之前，这就非常明确了。如今，我们只是对问题又更加肯定了一点儿，而这问题我们早就非常确定了。
气候敏感性问题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争论，因为各国政府将据此作出政策反馈。不过，气候敏感性变化范围的缩小，似乎主要适用于高值。科学家新提出的估值范围（我想是2-4.5C）依然会对很多国家和经济体产生非常严重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世界银行等主要机构也指出了这一点。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称，气候敏感性有所降低，因此一切都会正常，我们不用再担心碳排放增加，这是完全错误的。气候变化的风险依然存在，谨慎、务实的做法是立即采取行动减少碳排放，从而避免损失严重的破坏性影响。
2007年IPCC报告指出，由于温度升高，海水膨胀，过去150多年中海平面上升了约20厘米。近几十年，上升速度加快，科学家把这归因于陆地冰川及冰盖的冰雪减少（注意：海冰融化不会造成海平面升高）。现在最主要的风险在于，这会加剧海岸侵蚀、大潮等自然现象，这些对低洼地区尤其是较小的岛国无疑会造成严重影响。
再来看中国，这是近几十年最容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中国沿海海平面上升幅度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极端天气，尤其是洪涝、干旱，更为频繁、剧烈，影响范围更大，其中一些地区此前从未遭遇过这种灾害。中国水资源本就呈现“水多、水少、水脏”问题，受上述因素影响，脆弱不堪的水资源安全对国家经济增长和国民生活质量构成更大威胁。中国年均GDP增长总有部分被极端天气抵消，因此中国必须认真考虑如何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马丁·布伦策尔，罗格斯大学气候与社会项目创始人
无论你是否看过IPCC新发布的报告，请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它能告诉我们什么？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吗？”我的答案是，“不多”。
我认为IPCC今后的报告也是如此。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IPCC已发布过5份报告，我们现在只是在完善过去的结果。已知的，所知稍详；未知的，无知略减。但结果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无论是否是有意为之（以避免造成艰难的选择），我们让气候政策听命于气候科学，也就在决策中使理智的选择受到了科学谨慎的影响。这一点在未知的气候敏感性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涉及未来发展和温室气体浓度方面。
与上次报告相比，新报告将气候敏感性估值范围的下限2.0 C改为1.5 C，但上限依然是4.0 C。这一估计是基于二氧化碳将达到工业化前水平的2倍而做出的。当然，即便预测准确，如果我们一切照旧，那么认为我们能将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约）540 ppm的观点也将是荒谬的。因此，相应的温度变化范围也会高很多。
即便如此，我们对这些预测又有多少把握？在此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恰当。从决策的角度看，这一点并不重要。政策上的艰难抉择往往出现在不确定的情景中。
你要戒烟，并不需要确信吸烟会致癌，知道吸烟有这个风险就够了。换个专业的说法，若结果的预期负效应足够高，只要结果出现的概率大于0，就值得我们规避风险。
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个体会这样做出选择，社会选择也应如此。”
迈克·休姆，伦敦国王学院气候与文化学教授
“IPCC报告绝不能再采用现在这种形式。这份报告篇幅冗长（2000页），耗费的时间精力、涉及的科学家都太多，但对气候领域的决策却没有实质性帮助。我一直主张，报告应该篇幅更短、用时更少，重点关注气候科学的特定领域，对世界主要地区分别进行评估，报告的撰写者则应该是研究气候变化如何影响适应性、能源和发展的专家及各利益攸关方。这些不一定非要IPCC独力完成。
“一方面，IPCC报告称，现在科学家更加确定人类对气候系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了！——但另一方面，报告又明确表示，未来气候系统到底将如何变暖（即气候敏感性问题），我们依然所知甚少，局部降水模式、暴风雨如何变化也尚不清楚。这些问题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复杂的科学领域，研究越多，问题越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也是如此，一个问题得到解答，两个新问题又随之而生。这就是科学的本质。
20世90年代以来，全球升温变缓，这使很多科学家感到震惊，也告诉他们，对现有气候知识保持批判态度是件好事。科学从来都没有最终产品，只有暂时的结果。但对气候科学持怀疑态度，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否定气候政策——考虑到我们现有的知识，问题只是在于什么样的气候政策是最恰当的，即最有效、最合理的。即使气候敏感性仅为1.5C，我们也应采取一定方法解决能源供应、气候风险和空气质量问题。
IPCC对气候科学的最新评估，可能会使人不再关注如何解决气候变化的核心问题，即寻找有效、合理的干预性政策——这也是政治上的一大挑战。实施减轻气候变化危害的政策之所以存在困难，并不是因为科学知识不足。使大众相信人类“极有可能”——而非“很有可能”——是导致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这并未改变气候变化的政治问题。困难来自于风险涉及的利益群体以及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各不相同。只有政治策略不再受限于全球要达成一致的要求，上述困难才能得以解决。
我们需要的是更加务实的气候变化政策，而非更权威的科学。
翻译：郭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