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新一轮国际气候谈判将在华沙举行，在此之前，中国官员表示美国、欧洲及其他发达国家应当承担起实现减排目标的责任，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
IPCC最新的气候科学报告警告道，为避免危险的气候变化，碳排放总量需要控制在最大限度（即“碳预算” ) 之内。
由于大部分的温室气体都是由发达国家历史性排放造成的，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谢振华表示，发达国家应该给包括中国在内的较穷国家发展经济和碳排放的空间。
然而，就气候谈判来讲，中国还能站在这个队伍里多久呢？归类的依据又应该是什么呢？ 是排放总量、人均排放量，还是人均收入？
上周，海外发展研究所（ODI ）于伦敦举办了一次活动，该研究所气候变化项目负责人汤姆·米切尔发言时表示，对中国来讲临界点越来越近。
米切尔说：“世界上每个国家都需要为我们不超出碳预算尽一份力。每个国家都有责任，中国也不例外。历史责任固然很重要，但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找到减排的办法。一定得有一个从净贡献者变为净接受者的临界点。”
同是在这次活动中，来自哥斯达黎加的气候顾问莫妮卡·阿拉亚说，2020年之后，中国、印度和中东都可能被看作是气候债务方。
她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时说其是穷国，但同时中国又将为哥斯达黎加的化石燃料基础设施建设提供10亿美元的融资。”她又补充道，如果由发展中国家而不是仅由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推动中国减排和出资帮助各国适应气候变化，中国可能会更容易接受。
当国际谈判专家讨论气候减排和气候融资的进展之时，ODI今天公布了一组数字， 提示说到目前为止筹资额已达 350 亿美元 —— 超过了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谈判时发达国家同意的300亿美元。德国、日本、挪威、英国、美国是最大的贡献方，亚洲则是最大的受援方 。
然而，观察家们批评说气候适应项目缺乏资金支持。 70％以上的资金是用来支持缓解气候变化的，只有17%用来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提高其对气候变化影响的适应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