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对话：中国代表团出现在COP19谈判会场上的时候，大范围的雾霾依然在国内蔓延。这将怎样影响中国的减排进程？
姜克隽：治理雾霾对于强化中国减排政策来说，将是很大的促进。现在已经非常明确：重点污染地区不要对煤炭使用的增长抱任何幻想，这个指标只能往下降。短期看来是瞄准雾霾和大气治理，长期看来是让减排成为驱动经济体系的核心指标。
现在各地官员都找不到出路，以前搞工业、搞园区、把企业和投资吸引来，地方GDP拉上去，就有政绩，现在需要找到新的政绩增长点。越来越多的地方，希望以碳目标和生态目标来驱动。国务院也决定将民生还不完善的地方，如教育、医疗、交通、环保作为投资和拉动经济的领域。这时候你告诉地方官员一条出路，他会马上抓住。地方政府特别担心坏天气会带来经济成本的明显上升，这会给经济带来严重后果。所以说针对治理雾霾的需求，可以作为一个有利的政策出发点。
中外对话：中国发改委有关人士已经透露，目前正在研究“十三五”计划中写入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的可行性。这是不是雾霾的严峻形势带给中国减排政策的正面影响之一？9月出台的“大气国十条”，是否抓住了这个政策机遇？
姜克隽：目前我们正在为“十三五”目标做研究储备。中国国内政策走的很快，因而可能在国际谈判中走得更激进。这次的“大气国十条”体现出了很强的政策力度，进程远远快于我的预想。最初我们研究能源总量控制目标时，没人相信中国能做。现在看来国内政策有可能再次把（煤炭消费）峰值来临的时间推向更早，接下来的“十三五”计划，全局性的政策目标应该会更快。
中外对话：这意味着，中国在十一五、十二五两次刷新总量控制目标体系之后，可能在十三五目标制定中更大幅度地刷新减排政策体系？
姜克隽：通过“十一五”计划，中国实践了能源强度目标，“十二五”处于能源总量和能源强度双目标的交织状态。从这10年的现实来看，能源强度目标很难对中国减排有更大的推动作用，它以GDP为基数，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难免出现统计上的水分。“十三五”最好完全过渡到能源和CO2两个总量目标，一个为主，另一个相对配合。
现在大气雾霾明显推动了国内的政策环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有可能写入“十三五”规划，这样就会给减排政策体系带来新的引领性因素。
中外对话：中国的气候决策机构和机制是否需要调整？
姜克隽：能源局着眼于实际操作，不关心谈判，比较务实；工信部已经设立了一个碳强度目标。中国工业消耗70%的能源，工信部作为工业主管部门，感受到的压力也很明显，做了大量研究。
从机构设置来说，发改委气候司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谈判功能，但它应该是一个气候政策管理部门，足以把气候变化政策推得很强。这方面政策如果一味保守，有可能有损于国家利益。不能给以往的经济增长方式打掩护、等着环境事件或环境灾难来促成改变。
未来必要的时候，应该考虑设立能源和气候变化部，因为相关的全局性政策需要更高的顶层设计。
中外对话：综合以上 分析，该如何看待中国的减排前景？
姜克隽： 在全球模型的基础上，根据我们的技术分析，中国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将在2025年左右达到峰值，前提是发达国家到2020年和1990年相比减排30%左右，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进行强有力的减排行动。
中国经济结构将在2020年之前发生重大变化，绝大部分高耗能工业产品产量在此之前达到生产峰值，开始下降，能耗上升的很大一部分驱动就消失了。同时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有了很好的社会环境和政策导向。到2013年，风机成本和光伏发电装机成本的下降更为明显，在沿海地区一些风力发电成本已经可以和燃煤发电相竞争，在终端用户侧，一些光伏发电成本也已经具有成本竞争性。中国近期和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目标不断被提高。同时国家经济实力的快速发展，更有利于低碳建设的持续投入。强有力的气候政策，会促进中国技术的全球领先性，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这个峰值判断，完全可以形成中国的谈判优势。中国可以和其他气候领先国家一道，促进全球减排，打造新的国际地位。
按照现在的情况，中国GDP在2018年会超过美国，2030年会等于美国加上欧盟和日本。到那时候，中国也可以成为一个国际减排的出资国。今天所有的一切政策设计，都要为那时候做准备。
同时，中国的排放快要接近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国家利益需要重新定位，必须重视中国的角色变化。一切都不应该成为阻碍减排、重构经济和政策体系的理由，这个未来方向是明确的。
当然，很好的政策设计和资金投入是前提。我对此非常有信心。所有迹象都表明：以煤炭为基础的高排放道路已经到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