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仍然不愿停止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这一点在过去二十多年的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展露无遗：在去年11月在波兰华沙召开的最新一次气候谈判上，富裕工业化国家不仅没有做出新的减排承诺，澳大利亚和日本反而背弃了此前做出的承诺，和此前就已经拒绝做出约束性减排承诺的加拿大沆瀣一气。
世界各国一致认为，全球气温与工业化之前的水平相比上升2°C是绝对不可逾越的红线。一旦气温上升幅度高于2°C，人类就会面临严重的危险：不仅珊瑚礁会彻底灭绝，格陵兰冰盖会倾覆，更为严重的是可能引发不可控的正反馈效应，造成气候变化彻底失控。
我们是否能实现温升不超过2°C的目标取决于全球各国排放的二氧化碳量总和。累计碳预算已经成为物理事实。虽然累计碳预算尚未引起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关注，但对于全球气候变化的现实，我们只能去适应并采取相应的行动。物理的法则是不容商议的。若要达成气温上升不超过2°C的目标，全球的碳预算大致为1万亿吨二氧化碳（参见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3年报告），而我们所能排放的余量正以每年约400亿吨的速度迅速减少。这意味着如果要实现目标，我们目前的排放水平仅仅还能维持25年时间。当然，以上的论述与现实情况还是有差异的，但它可以让我们直观地看清现状。
目前，碳排放量仍在增长，但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单纯地减少碳排放那么简单了。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我们可能必须设法完全停止化石燃料的使用。以碳汇计算，中国的碳预算占到全球的四分之一。这意味着中国在仅使用本国化石燃料的条件下是基本可以达成全球目标的。但问题是如今的中国对进口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胃口越来越大。澳大利亚环保组织“超越零排放”呼吁停止澳大利亚境内的新化石燃料开采项目。这一呼吁一旦实现将改变中国新建火电站的命运，因为产自澳大利亚的廉价煤炭正是使这个本来早该淘汰的技术一直保留到今天的原因之一。不过这一提议的影响短期之内还不会显现。事实上，澳大利亚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令人震惊，已经成为了世界的笑柄。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目前指定的能源策略严重依赖澳大利亚和其他能源出口国。
在控制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没有退路。中国国内因洪水和干旱造成的气候难民人数已经达数百万（参见中外对话2013年5月报道）。喜马拉雅山冰川和青藏高原永久冻土的融化将给数百万以冰川融水维生的人们造成严重威胁，长江和黄河流域均不能幸免。沿海地区受到暴风和洪水的威胁，一旦格陵兰冰盖完全融化，上海、天津、广州等城市将沉入水底——而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最新报告，格陵兰冰盖融化这一长期不可逆过程将在未来不久开始。
格陵兰冰盖融化后上海及周边地区受淹情况图
中国可以做些什么？食品、住房、能源、交通和服装等领域的可持续技术已经存在，目前的问题在于价格和人们的意识。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打破目前这个体系的惯性，尽快实施清洁的解决方案。以下是五点建议：
（1）关注惠及全民的高质量生活。只要我们做出努力，完全可以为所有人都提供足够的食物、水、住房和医疗服务。与中国相邻的不丹用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而不是GDP来衡量政策的成功。“商品消费”意义上的“进步”成本越来越高。但提升人民的幸福水平即便是在国民经济物质产出下降的时候也可以实现。小康社会正是中国对环境挑战做出的一种回应。
（2）鼓励中国企业生产服务（例如交通或者通讯）而不是商品（例如汽车、电脑或者手机）。商业模式的转变蕴含着巨大的去碳和去物质化潜力，而西方国家尚未直面这一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可以通过鼓励创新引领世界进入后碳时代。
（3）改变企业竞争的规则，鼓励企业将保护环境和达成社会目标纳入企业成功的标准。比如在奥地利，一些公司每年都会编写促进公益、社会福利以及达成环境和文化目标情况的报告。这些企业在一个考核标准矩阵中得分越多，获得的政府奖励措施（减税、免费使用公有土地、员工享受免费养老金等）也就越多。
（4）加速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中国已经展现了其在极短时间内降低可再生能源设备成本、推广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能力。如果在这一策略的基础上，中国可以通过一场能源效率革命用更少的可再生能源达到与化石能源一样的效果，必将对中国发展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一个致力于在远期实现全国百分之百采用可再生能源的转换战略将向世界发出强有力的信号，并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领军者。
（5）推广具有预见性的先进城市设计。中国每年新建建筑的数量冠绝世界，不过低碳建筑仍然未能得到广泛应用。城市设计者应该忘掉家用汽车以及用化石燃料供能的暖气和空调。盲目相信未来还能有今天这样充足的化石燃料供给只能换来灾难。
翻译：子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