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底，中国发布了首部《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该战略文件的主要起草人之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适应气候变化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许吟隆，接受中外对话专访，解读了这份战略。
中外对话：对于适应气候变化，以往人们的认识中是否存在一些误区？
许：长期以来，全球都是重减缓（指致力于采取各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轻适应（指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减轻气候变化造成的危害，并尽可能地利用气候变化的有利因素所带来的机遇）。1992年UNFCCC（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以来，一开始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减缓上。哥本哈根会议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大家都期待能达成一个实质性的、有法律约束力、的高强度减排协议，但由于发达国家的阻挠最后未能如愿。从那以后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适应问题。
《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提出的第一个原则就是突出重点。现在中国国内还有一种认识误区：对“什么是适应气候变化”的概念还没有搞清楚，把自己正在做的工作都讲成是适应。拿农业来说，农业减灾、育种、改换品种、水土流失治理，等等，一股脑儿全算作适应。如果各种工作都纳入适应，其实也就相当于没有有针对性的适应。
中外对话：从最初提出相关策略至今，中国的气候变化适应紧迫性是否更加凸现？具体有哪些表现？
许：很多危害越来越严重，典型的例子如西南干旱。2009-2010年的旱情是“百年不遇”，后来几乎成了每年一遇。此外，洪涝灾害、城市内涝和南方的夏季高温伏旱等越来越严重。这些都带有明显的气候变化的特征，它是气候变化条件下中国气候灾害出现的新特点。
中外对话：中国在面对适应气候变化问题时有什么独有的特点？
许：首先，中国气候多样，适应问题复杂。气候带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囊括了各种各样的气候类型和气候条件、地貌、植被生态系统。
第二，中国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其适应能力是脆弱的。中国13亿人口，人均资源相对不足。因此，面对气候的波动，回旋余地极小。比如在华北平原，大量农户要靠很少量的土地支持全家的口粮。再冷、再热、再旱，都要保持粮食的产量，这样生产成本就大多了。所以难就难在中国资源禀赋不足，整体脆弱。
同时，经济发展在地域上不平衡，有的地方非常脆弱，需要重点关注。此外，中国幅员辽阔，可能一地受益另一地受害，又涉及到综合协调平衡的问题。
最后一点，中国目前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期，也就是经济转型期，防灾减灾体系不完备，规划不尽合理。所以在同样的气候变化情况下，中国更加脆弱。现在城市摊大饼摊得越来越大，暴露在气候变化风险下的脆弱人群和社会财富也大幅增加。虽然城市人口在经济上并不一定是脆弱的，但在城市内涝、雾霾等问题面前，他们就成了环境上、生态上的脆弱人群。所以中国目前一个特点和难点是，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和边缘人群暴露在气候变化风险之下。
中外对话：您认为在制定适应气候变化政策时面对哪些复杂性，应怎样处理？
许：想要深入了解适应气候变化是很难的。相对于减缓来说，它的科学性非常强、非常复杂，并且涉及多部门的联动，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综合协调治理。
适应不像减缓——对于减缓来说，任何一地单独行动，不会对其他相关方产生危害。只要减排了温室气体、就达到了目标，可以“独善其身”。适应就不同了，很可能一地适应影响另一地，一部门适应影响另一部门。比如说现在北方变暖，农作物可以扩大种植。如果在黄河上游把水多用了、种了农作物，这确实是在适应气候变化，但是没有全局协调。上游那里把水用掉，产生的GDP可能是1，但是这水到了下游后，因为下游工业发达、人口密集，很可能同样的水产生的效益是10、100。他是自己得了收益，但损害了其他地方的利益。
所以说适应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也就是说要做好适应气候变化工作，必须做好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规划，然后协调行动。
中外对话：中国的气候变化适应重点在哪里？
许：适应战略的指导思想里有一条：“统筹并强化气候敏感脆弱领域、区域和人群的适应行动”，这一行字看起来简单，却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国家支持适应气候变化研究二十多年来，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就是提出了“边缘适应”的概念，即气候变化影响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和生态系统，但最脆弱的是系统边缘。我们筛选适应的关键问题、适应优先议题和措施都是基于这个理论基础，这样就使我们的适应工作“有的放矢”。
重点关注“敏感脆弱区域”， 比如我国的西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一旦被破坏就非常难恢复。还有敏感脆弱人群。中国大概有1.28亿贫困人口，他们也是最无辜的——排放最少，受害最严重。像集中连片特别困难地区的人群，他们的经济来源很单一，一旦发生气候灾害（特别如旱灾），庄稼颗粒无收，很可能刚刚脱贫又返贫。
近几年，在气候变化条件下“敏感脆弱人群”的外延也有新的变化。
城市是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最大的交接面。气候条件变了，社会条件随着经济发展也变了，交接面的许多情况都在变化，根据我们提出的“边缘适应”的概念，城市应该是优先适应气候变化的一个区域。在这次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中，我们将“基础设施”放在农业之前，以前农业领域的适应是放在前面的，这体现了我们认识上的一个巨大飞跃。虽然农业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大，直接暴露在气候变化的威胁下，但农业生产空间广阔，还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城市人口密度大，高暴露度，大量社会财富集中暴露在气候变化的风险之下，适应的任务更为迫切。
中外对话：《战略》如何考虑中国气候变化适应中的资金需求问题？如何在中国这个转型经济体中嵌入气候变化适应工作？
许：发挥公共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探索通过市场机制发行巨灾债券等创新型融资手段，还要支持农业、林业等领域开发保险产品和开展相关保险业务，开展和促进“气象指数保险”产品的试点和推广工作等，都是解决气候变化适应资金的措施。
中国国内农业气象保险一直没能很好地做起来，因为操作复杂，盈利空间小，政府也不可能全部负担。从适应气候变化的角度看农业气象保险的问题，它的含义就不一样了。农业灾害越来越多，为了保证粮食安全就必须要做这些事。
至于怎样落实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参与适应行动？国家要先投资一部分作为方向性的引导资金。具体来说，可以列适应的优先事项清单，不管是国际资金还是民间资金，在清单所列的范围内投资，就给税收优惠，比如说投资西北的生态建设，或者解决城市内涝的工程建设等，引导投资的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