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橹，小说家、电影制片人，出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渔村，现居伦敦东区。
郭小橹曾被英国文学杂志《格兰塔》评为2013年 “英国最佳青年小说家”，现为国际项目“气象站”特聘作家。“气象站”尝试把小说等文学形式带入气候变化讨论之中。
在气象站项目中，来自澳大利亚和欧洲各国的作家与科学家、经济学家、老师、学生一起探讨如何用文学激发人们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如何用新的方式来讨论环境问题。
气象站项目由总部位于伦敦的艺术组织“自由文字中心”发起，郭小橹在这里接受中外对话的专访，介绍这个项目以及小说创作如何协助应对气候变化。
中外对话：能否介绍一下“气象站”项目？
郭小橹：“自由文字”在伦敦为职业作家提供了一个场所，他们以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为题材进行创作。我可以去不同的城市与其他特聘作家合作，因为我们需要全球性的行动。中国发生灾难，会影响到南亚、澳大利亚甚至欧洲。我们共有五个站点，分别位于伦敦、都柏林、华沙、柏林和墨尔本，在这些地方我们将与科学家、学生一道工作，创作小说。
中外对话：把气候变化与小说创作结合起来有什么重要意义？
郭小橹：现在世界面临着两大危机。一个是经济不平等，表现为极端资本主义；另一个就是环境危机。后者更为严峻，因为这关系到整个人类社会。中国各地水污染都很严重，很多村庄被称为“癌症村”，因为那里的饮用水被重金属污染，做饭、灌溉用的水都被污染了，最终导致所有人都得了癌症。
要说对人类的未来我们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也许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会死于癌症，而下一代人可能因更多的环境类疾病而死去。作为小说家和电影制作人，讲故事是我唯一的工具。
三年前，我创作了小说《三头鸟村记事录》并改编成电影。在这个故事中，整个村庄都为经济发展而疯狂了。村民声称有飞碟降落在村子里，借此发展旅游业，建设飞碟旅游中心和飞碟温泉疗养院。最后，声称见过飞碟的女主人公不得不乘飞碟离开村庄、离开地球。
女主人公最后意识到地球上已没有地方可以居住，但现实中的我们还得在地球上继续生活下去。我们无处可逃，所以我们必须为了食物和水做点什么。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行动，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
中外对话：作家和艺术家如何影响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态度？
郭小橹：这个问题我要从中国人的价值体系来回答，我不知道如果我是法国人我会如何影响公众。在欧洲，艺术应该是独立的，不受政治干涉的。但是我在社会主义国家长大，我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虽然我已经在英国居住了十年，而且用英语写作，但我的思考方式还是社会主义的。我认为小说和电影都必须有鲜明的主题和丰富的内涵，能够被大众接受，能够起到一定作用。我不能脱离现实而生活。我希望自己的风格和艺术形式能够超越现实，但小说内容和电影画面还是扎根于现实的。我确实把写作看成直接参与社会的方式。
中外对话：在你看来，中西方对环境和自然的看法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郭小橹：没有，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异。过去，中国和印度非常贫困，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去考虑环境问题。但现在中国已是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有资源、有时间采取环保行动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既发展经济又保护环境呢？不管怎么说，这是个历史过程。有了电，人们才会想我们该怎样发电。所以这个过程是物质层面的也是精神层面的。我认为环境危机这场噩梦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过程。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注意到这种平行演化。西方也是最近20年才开始讨论可持续发展，现在中国和印度也开始参与这个讨论。这是个历史过程，我认为在这方面中西方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异。中国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参与者。
中外对话：你的第一部小说《我心中的石头镇》讲述了常遭到风暴侵袭的小渔村的艰难生活，这个故事以你的家乡为原型。在海边长大的经历是否影响了你对环境的看法？
郭小橹：我在东海边长大，这里从六月到九月常常刮台风。我的祖父曾有一条船，但在风暴中被毁了，他只好在街上开个小店卖东西。我对自然的感受与澳大利亚冲浪的人不同。在我看来，大海是个残酷的地方，但我们还是要在海里讨生活。如果祖父捕不到鱼，我们就无法维持生活。大自然会发生灾难，也承载着人们生存的渴望，我这样看待大自然，是因为我在渔村长大，大自然是我们获取食物、挣钱谋生的唯一来源。
中外对话：过去几十年里你的家乡有没有什么变化？
郭小橹：现在那里非常发达，但依然混乱嘈杂。现在已经没有单干的渔民了，都是大型的工业船，使用机器，雇佣工人，效率很高。我并不是说过去的方式更好，没有人能不受工业体系的影响。我们都是这个工业化社会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找到更平衡的方式来应对现实。
陈韵楠，洛蕾塔对本文亦有贡献
5月20日，郭小橹将在伦敦的文化组织亚洲协会（Asian House）畅谈她的新书《最蔚蓝的海》（英文名《I am China》）
翻译：郭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