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排放国有时会在谁该做什么这样的基础问题上爆发热烈的争论。最近，围绕2011年南非德班联合国气候谈判中达成的一个关键说法的不同解读，这两大巨头及其各自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盟国之间再次交锋。
这次争论的焦点是关于“德班增强行动平台”之下的一个号召，即要于2015年在巴黎达成一个“在公约下……适用于所有各方”的全球气候协议。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坚持这一协议号召所有国家做出减排承诺，尤其是发达国家再加上中国、印度、巴西、韩国、墨西哥和南非等新兴大经济体。
但是，中国、印度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指出，“德班平台”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精神下建立的，要遵循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 各自的能力”的关键原则，即应对气候变化时，富裕国家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同时它们还认为这一平台是只号召发达国家（即所谓“附件一国家”）减排的“柏林 授权”的后续。因此，这些发展中国家表示，“德班平台”只是要发达国家减排。
但是，在这些持续不断的国际争论中，也有非常令人鼓舞的进展，即中美间关于气候变化政策的双边探讨正在日益升级。实际上，中美间的双边谈判（很可能是在UNFCCC框架之外进行的）才最可能实现真正的进展。就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而言，这是京都议定书以来最显著的进展。
之所以能够出现这一趋势，是因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世界最重要的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利益以及解决气候变化的国际政策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汇合点。下面五个要素尤为值得关注。
1）排放
首先，两国的二氧化碳和温室气体年排放量已经汇合。尽管1990年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是中国的两倍，但到2006年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中美成为世界两个最大排放国。
2）历史责任
其次，累积排放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大气中累积的温室气体正是气候变化的元凶。因此，任何关于气候领域分配公平的讨论都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历史责任。纵观1860年到2010年这一时期，美国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量居首，占全球总量的19%，第二位是欧盟，占17%，第三位中国占12%。
但情况正在迅速变化。发达国家的排放在普遍下降，而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的排放则在迅速增加。考虑到中美相关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其他因素，中国可能在10到20年之内就会成为累积排放量最大的国家。
3）燃料源
第三，中国和美国都对燃煤发电有历史性依赖，而且两国都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不过，当美国对煤炭的依赖正在日渐减轻的时候（这是因为非常规天然气供应的增加 以及由此产生的气价降低），中国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仍然有增无减。但中国政府十分关注这一依赖，部分原因在于颗粒物和其他污染物已经造成的健康影响。重要的是，两国都拥有非常丰富的页岩气储量，美国的产量（以及在发电上的应用量）已经在迅速增加，从而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中国的页岩气开采受到现有基础设施的限制（中国缺乏输气管道），但这不难改变。
4）政策方法
第四，中美两国次国家层面上以市场为基础的气候政策，尤其是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正向前推进。在中国，有7个地方层面的试点碳市场正在发展。在美国，加州雄心勃勃的AB-32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不断取得进展，同时由于九个参加州制订了更加严格的目标，东北部的区域温室气体倡议(RGGI)的配额也拍出了更高的价格。
5）地缘政治
第五，这是全球地缘政治的现实决定的。如果说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的话，那么包括中国领导人在内的许多观察家都预期（或者至少希望）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世纪。在这一点上，我想起了我之前说过的一句话：“如果这是你的世纪，你就不要阻碍，而是要领导它。”
译者：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