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中美双方将在北京举行第六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其中，清洁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值得密切关注。2009年中美曾就清洁能源合作达成一系列协议，但此后，这一问题似乎不再是双方合作的重点，不过本月它将再次得到关注。
2015年联合国将在巴黎举行气候会谈，这意味各国达成气候协议的时限越来越近。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使气候会谈受到各国关注，表面看来，此后似乎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变化。中美两国依然是碳排放大国，有关减排的政治问题依然非常复杂。然而，三个方面的改变将直接影响明年的巴黎会谈。
首先，中美关系发生了改变。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筹备期间，中美在清洁能源领域达成多个协议，为讨论能源和气候问题拓宽了渠道。五年过去了，双方的合作并未减少，而且由于去年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的关注得到进一步加强。
去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后，奥巴马政府和当时即将执政的习近平在2009年达成的一系列合作协议的基础上，签署了几项新的协议，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建立气候变化工作组和加快淘汰氢氟碳化物（温室气体，用于替代破坏臭氧层的氯氟碳化物）。2月，克里访问中国期间，美国国务院宣布两国“重申愿为2015年气候会谈取得成功而不断努力，从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尽管我们很难评估这些正式的声明和重申是否有实际意义，不过确实有提议没有停留在纸面，而是进入了真正的合作实施阶段，即成立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研究中心涉及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包括众多来自两国高校和国家级实验室的顶级研究员，致力于研发新技术和保护知识产权，同时推动清洁能源领域其他具有科研和商业价值的合作。比如，清洁煤产学研联盟的合作方——阿米那（Amina）能源环保技术公司在安徽凤台发电站安装新的分离器，随后向美国乃至全球推广。
第二，中国发生了改变。近期严重的空气污染，特别是与煤炭燃烧有关的污染问题，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中国越来越多的东部城市出现了空气污染问题。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称这是一个危机，众多研究表明日趋严重的空气污染是导致公众健康问题增加的原因。大多数有影响力的中国学者都开始讨论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甚至是碳排放峰值问题。因此，哥本哈根会议制定2020年目标时没有讨论过的减排措施，可能也会进入巴黎会谈制定2025-2030框架的考虑范围。
第三，美国也发生了变化。2012年11月，美国政府重申哥本哈根会谈前做出的承诺，即2020年前使碳排放水平比2005年降低17%，但并未出台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措施，这使很多人怀疑目标无法实现。2013年6月，奥巴马宣布实施气候行动计划，随后环境保护署又提议对新的发电厂实施碳排放标准，最近实施范围又扩大到现有的发电厂，这改变了人们对事态的评估。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对2015年各国达成气候协议抱有很大期望。虽然196个国家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但要就未来如何进一步发展达成共识并非易事。哥本哈根会议使很多人不再对联合国主导的框架抱有希望，各国政府也调整了各自的预期。
这也是现在美国应该加强与中国合作的原因。中美双方签署双边协议数量之多前所未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减少对双方合作的关注，因为这值得双方持续努力。一直以来，美国对中美合作确实颇为懈怠。比如，中美能效和可再生能源协议已到期两年多，最终又重新签署；美国大幅调整中美合作的未来发电项目（配备碳捕集与封存技术同时达到商业规模的燃煤发电厂）。美国暂停清洁能源重点项目或缩减其规模，使中国方面对长期合作的前景表示怀疑。
尽管中国东部城市的污染程度不断创下历史记录，但中国领导人在找到解决方案、能够成为应对环境挑战的领头人之前，绝不会先承担起这个角色。而在依赖煤炭的经济有其他可行的发展方式之前，中国也很难制定较高的减排目标。这也是清洁能源领域技术合作之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技术合作涉及众多方面，包括如何得到准确、透明的国家碳排放数据集，如何使大规模进行燃煤碳捕集具有成本效益。中国的邻国一直抱怨中国不公开污染数据，声称数据的透明度对建立互信扩大合作至关重要。
中美两国可以通过丰富双边合作内容来推动国际社会采取更多行动。中美双方采取的措施能够为技术合作和信息共享提供重要渠道，同时又不会像多边论坛那样带来额外压力或使问题更加复杂。随着人们越来越关注国际气候谈判，中美两国保持这些渠道畅通并积极利用这些渠道，将具有重要意义。
译者：郭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