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承诺到2025年将在2005年排放的基础上实现26%—28%的减排目标；中国承诺在2030年左右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并计划到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尽管中国目前还未提出绝对排放上限，但要求将这一目标纳入下一个五年计划的呼声愈演俞烈。
然而《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宣布的中美合作新举措尚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这些措施包括：（1）扩大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的研发工作；（2）由中美两国共同在中国开展新的碳捕集项目；（3）就消减氢氟碳化物的使用“加强”双边合作。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曾发出警告：氢氟碳化物可能会对气候变化造成严重影响；（4）启动城市气候论坛；（5）设立一个以低碳发展为主题的访华贸易代表团。
若以上措施均得到落实，将大大丰富中美之间，以及欧盟等其他主要碳排放国之间现有的气候变化合作项目。这些合作项目多在国家、省、市一级以及私营部门展开，并不属于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会议（UNFCCC）为核心的全球气候制度的范畴。尽管如此，双边合作依然有助于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推动开展更富有雄心的全球合作。
承诺与评议
在最近一次的气候峰会上，各国外交人士齐聚利马，力争在2015年12月之前达成一项不同于以往的，有别于《京都议定书》这种自上而下、集中形式的协议，因为2009年举行的哥本哈根会议证明这样的协议是无法达成的。此后，各国谈判代表采用“承诺与评议”模式，由各国提出自己的减排承诺并交由国际社会评议。与此同时，各国继续围绕给予发展中国家财政和技术援助以帮助其应对气候变化等一系列有关机构和资金的问题展开谈判。
由此看来，双边合作是一种顺应气候外交趋势的做法，而不是与其背道而驰。在多边谈判过程中，中国仍然坚持联合国气候公约中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该原则主张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欲了解目前为解决这一症结所做的各种努力请参见此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目标是，到2049年中国将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也就是说，与美国相比，中国还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坚持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承担较低的减排承诺。
在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合作过程中，中国愈来愈多地扮演着清洁技术和资金输出国的角色。而这一角色与其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强烈主张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的立场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例如，在10月份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会议期间，中方谈判代表声明联合国气候协议不应包括“南南合作”（中国是南南合作的主要倡议国）。
然而，双边合作也就意味着中国把气候变化看成是与美国开展进一步合作的机会。隶属于中国国家发改委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NCSC）对《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表示欢迎，称其“开辟了广阔的合作前景和领域”。该中心的评估报告也预示着中美将开展新一轮合作。例如，该评估报告提出中国希望借中美气候领域的合作契机，利用外汇储备投资美国的清洁能源领域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减少两国之间贸易的“不平衡”。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在11月份举行的中澳青年对话中强调，中美双方在气候领域存在的争论不同于其他领域。在气候领域方面，中美双方完全可以合作，共谋利益，为中美两国打下更多合作基础，这有助于双方提高能力，采取更富有雄心的措施。
“升级换代”
经过数年的准备，各国终于要在2015年确定全球环境目标。联合国将于七月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发展筹资问题的国际会议，其目的是为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建立融资框架。接下来将于九月在纽约举行联合国大会，届时各国将签署可持续发展目标，以代替即将到期的千年发展目标。最后将于12月举行的巴黎峰会上达成气候协议，该协议计划于2020年生效。
即使上述峰会达成的目标全部得以落实，也未必会让全世界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也就意味着，那些希望进一步取得进展的政府和利益相关方还需要为制定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创造条件（美国认为，应在巴黎协议的基础上以五年为周期对计划进行调整，而其他国家则倾向以十年为周期）。双边及私营领域的项目合作由于受到不同的外交政策和商业利益驱动，因而无法取代一份有力的国际协议。但尽管如此，这些合作项目能够帮助落实“新的气候经济”，并有助于加快多边外交进程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