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对话：您最近一直做气候变化对农业经济的研究，总的来说，气候变化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有多大？
王金霞：我们近几年做了一个研究，用了全国8000多农户一年的经济收入数据和气象数据，研究气候变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在我们的经济模型中，气象数据主要是温度和降水。我们用模型模拟出参数，得到气象因子和收益之间的关系，然后假设降水或温度的变化，得到收益的变化。
但是，如果算比例的话，我们根据30年的历史数据研究，气候变化对农业收入的影响只有2%-3%左右。
中外对话：气候变暖对农业产出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您如何评估农业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王金霞：这个问题有一个争议点，就是二氧化碳的肥效。农作物的生长，需要利用二氧化碳制造有机质。所以，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会促进植物的光合作用。如果不考虑二氧化碳的肥效，现在的升温趋势会导致农业减产。考虑的话，气候变暖对作物的增长就是正面的。
短期来看，适当增加一点温度，对农民有利，长期看则不利。因为长期变暖，供水条件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但是，产量增减主要还是取决于技术进步。这些年，中国的农业生产是在增加的，气候如果有影响，也只是让它增加慢一些。气候对农业的主要影响，不是升温，是气候波动，如极端气候的影响就很大。但是技术进步抵消了很大一部分气候影响。
至于农业经济对气候变化的响应，要分两部分来说。农业的经济收入，要分为农业产出和市场两部分。
农业产出是和气候变化相关的，如上所述，这个影响是比较小的。当然，不同的情景、不同的模型模拟的结果有所不同，如IPCC的报告认为气候变化可能导致农业减产20%-30%。这些是气候模型和作物模型做出来的。我们用的是经济模型。
一般情况下，经济模型模拟结果都比气候模型要小。这里有两个因素，一是作物和气候模型用的是假设条件，经济模型用的是实际数据，更贴近实际；二是气候模型有一个明显弊端，就是科学家没有考虑农民的响应，这个响应，可以消除一部分影响。
在人类这么长久的种植行为中，农民的生产行为，都是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形成的。因此，他们已经且一直在做出适合当地气候条件的调整。例如，今年干旱，种子用多少，化肥用多少，种什么作物，农民都有相应的适应行为。
在真实的市场行为中，农业收入还受到市场反应的影响。例如，今年干旱产量不好，市场很快就会反应过来，价格会提升，单产收入会增加；价格提升同时也会促使生产投入增加。所以，综合起来，损失可能不如预测那样大。在适应市场的过程中，农民短期内的损失，也可能被长期收益填补。所以，单纯谈气候变化对农民收益的影响，很难说得清。
另外，在全球贸易的视角下，全球市场的也会作为大的缓冲池，来平抑一地一方的农产品价格波动。
中外对话：北方水资源本就短缺，中国的粮食主产区随着气温升高在向北移，北方耗水会增加。如何应对北方面临的水资源难题？
王金霞：总的来说，南方的农业收入对降水的敏感性比较高，而北方对温度和降水的变化都比较敏感。
首先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北方基础设施年限已久，就是有水也可能利用得不好。第二个，就是真正实用的技术推广开来。现在的喷灌、滴灌，对于大量的农田并不真正适合——喷灌、滴灌，对经济效益高、规模种植的作物实用，而对小麦等常规作物、或是小块的农田，成本就太高了。很多是农民自己在摸索成本低、适合小块地的方式，代价很高。
另外，也要考虑到市场因素。种植带北移，表面上看是某些南方作物适种的范围更广了。但是，从经济上来说，种植什么作物，气候条件是一个方面，但更关键的是市场价格。例如一种作物不适合在高纬种植，经过品种改良以后就适合了。一旦有经济利益，技术就能跟得上。所以，现在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怎么引导技术来减少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
中外对话：种植行为靠市场调节，会不会出现跟风种植的失控局面，从而导致资源短缺和浪费更严重？政府应该做什么？
王金霞：种植者的确不会去考虑那么多环境问题。例如在湖南大米跌价、东北大米涨价的情况下，东北水稻种植就有利可图。即便东北缺水，农民还是会扩大水稻种植。但是他们首先要政府允许种，所以，政策可以起到限制和引导的作用。
引导不是引导农民种什么，是引导市场的规范完善。市场也有许多的软硬件设施需要完善，如信息交流系统，市场管理体制等。政府要做的，就是让市场的资源和信息很快地流通起来，让农民能够很快地判断市场的价格高低，同时保障物流通畅。
中国的小农很多，市场价格摆在那里，你不让他种他也会种。上述那些基础设施若不跟上，种植者不知道除了自己别人也在种，就会出现跟风种植，产生预期外的损失。一个农户损失可能不大，但是千千万万个小农加起来，损失就大了。
如果土地兼并形成规模农业，这个风险会小些。规模农业更专业，投资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都能跟上，而且他们会更关心市场信息。
总结而言，农民需要抵御的主要是市场风险。气候变化还是次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