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绿中心气候与金融政研部主任，白韫雯 （GREENOVATION HUB）
中国INDC是鼓舞人心的。目前发达国家的减排方案仍不够有力，发达国家关于到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的承诺还尚未实现。中国INDC的提交为全球气候变化行动注入动力，将提升其他国家减排雄心。
在国家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加强煤炭清洁利用的强化政策和措施下，我们认为中国可以完成碳强度下降65%的目标。同时中国有望在2020年或之前达到煤炭消费峰值，以增强碳减排的力度，可进一步实现在2030年碳强度下降70%这一更为积极的目标。
关于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的目标，国家还应进一步提出控煤目标并细化出风电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占比。
文件没有提出2030年后的减排目标，但这十五年中若能完成2020年前及到2030年的目标，对中国未来的减排前景将有重大影响。如果中国二氧化碳排放能争取在2025年达峰，那么有可能205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会回落至2005年前的水平。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 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卢伦燕 (WWF CHINA)
中国INDC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里第一个承诺碳排放峰值的国家，中国的减排方案是宏伟的，并有可能在2030年或更早实现。
关于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的目标，我们认为有可能实现更高的比例，我们也认为国家可进一步细化下清洁可再生能源在非化石能源中的比例。
现在欧盟经济不景气，发达国家在落实资金技术等支持方面不力。此时中国政府提出了2020年后的减排目标，体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中国本没有必要一定要承诺碳排放峰值的目标。
中国INDC对巴黎气候大会有着正面积极的影响，为达成一项全球协议铺路。对发达国家也是一种鞭策，促使发达国家要兑现2020年前的承诺。同时对发展中国家起到了表率作用，要求发达国家给与更多的援助，尤其在适应的方面。中国也会通过南南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宝贵经验。
文件没有提到2030年后的减排目标。但如果中国在2030年左右或更早达到峰值，我们期待看到中国之后的经济发展能与碳排放脱钩，使碳排放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毕竟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摆脱贫困的任务。
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经理，李雁 （GREENPEACE）
今天宣布的后2020气候目标将中国的气候政策规划拓展到比传统五年规划更加长远的时间范畴，也在去年中美声明的基础上，向国际社会提供了更清晰明确的中远期减排蓝图。“这就像是向全世界宣告:年底的巴黎气候大会，中国已经准备好了。”李雁补充道。
基于绿色和平的计算，碳排放强度到2030年下降65%左右与碳排放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基本一致。但中国只有完成并超过这一承诺的上沿，才能够保证排放水平早于2030年就达到稳定并出现降低。
中国煤炭消费的下降趋势与经济转型、可再生能源强劲增长的大背景密不可分，并将推动碳排放增速显著下降甚至提前达到峰值。考虑到国内能源转型的新机遇，以及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中国有能力、更有必要完成乃至超越今天承诺的碳排放强度目标上沿。
煤炭随经济发展而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可持续发展的诉求推动可再生能源走向舞台的中央。中国应当抓住眼下经济转型和治理雾霾的双重机会，推动能源革命，实现低碳发展的“新常态”。这将为中国尽早实现峰值、达到并超额完成后2020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在近期的国内政策中，首要任务当属在即将到来的“十三五”期间设定有力度的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和全国范围的二氧化碳排放绝对量限制目标，并且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健康发展。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杨富强 （NRDC）
中国的INDC是全面的、现实的、综合性的目标，通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并将对巴黎气候大会起到推动的作用。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杨富强 （NRDC）
中国的INDC是全面的、现实的、综合性的目标，通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并将对巴黎气候大会起到推动的作用。
中国制定的新目标显示了其提升能效和发展清洁能源的决心。在十三五规划中纳入全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政策将促使中国在2020年前达到煤炭消费峰值，更加迅速地向清洁能源转型。
INDC中应该会留有一定余地，中国的排放峰值很可能会提前到2025年达到，碳排放强度也可以制定的更高一些，设定在70%以上。
森林碳汇方面的目标完全可以达到，甚至超过。
中国提出近41万亿的资金投入到气候变化领域，这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
对于2030年后的减排目标，中国还没有做。但若中国二氧化碳排放能在2025年达峰，那么有可能205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会回落至2005年前的水平，大约50亿吨左右。
中国若能实现更早的达峰目标，愈发接近2020年，那么全球在202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的可能性将会提高。
挪威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格伦·彼得斯 (CICERO)
为实现到2030年的碳排放强度目标，全球需要继续保持2005-2014年间的发展趋势。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多数预测认为中国将在2020年到2030年间的某个时刻达到碳排放峰值。
一些分析人士在中国发布国家自主贡献（INDC）之前就已根据其经济结构的变化提出过这一时间阈值。非化石燃料比例目标是对当前趋势的延续，这对中国或许并非易事，但却是一项重要的对比数据。另外，它还表明了中国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保守性，中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或许还会对其进行微调。
中国所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涉及到一些科技层面的问题。较为显著的是，中国目前并未发布可供监管、报告和审核（MRV）的二氧化碳排放预算。刚刚发布的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促使外界大幅上调了对于中国能源消费的预期。国内生产总值也被认为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
修订后的统计数据可能会使碳强度目标不断波动，成为一个缺乏监管、报告和审核体系的可调目标。因此关注峰值年和峰值水平或许会是一个更加稳健的策略。
大部分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2030年以后的碳排放趋势。中国碳排放达到峰值只是向着将全球平均气温升高控制在较工业化前水平2摄氏度以内这一目标迈进的一小步。中国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在达到峰值之后将如何实现每年至少减排5%以上的目标。
拉美气候与能源政策评论员，莫妮卡·阿拉亚
中国的减排行动不仅会对全球气候安全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也会给拉丁美洲带来多重影响。
首当其冲的是拉美最大的碳排放国巴西。中国与巴西皆为金砖四国的成员国，且同为基础四国（ BASIC）气候集团。巴西一直是气候领域的领袖，且独具才能，清楚如何才能提交一份高质量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但为何巴西至今并未提交这份文件？
中国向世界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气候变化问题至关重要，各国在减少排放的过程中依然可以实现经济增长。拉美地区仍然需要摆脱“经济发展与气候行动不可兼得”的陈旧观念。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动力多来源于其意识到了污染不利于经济和政治发展。
那些反对制定严格的气候目标的财政部长和企业领导人应了解，在气候变化面前无动于衷是要付出代价的。不同于中国，拉美国家的能源部门并不需要开展“去碳化”（因为拉美国家主要依靠水力发电），而是需要避免经济碳化，也就是说，要寻求清洁发展机会，远离那些已经给其他国家经济、自然资本和人民造成影响的“污染”发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