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斯多克教授在瑞士伯尔尼大学教授气候和环境物理学，从1998年开始担任IPCC报告第一工作组的协调首席作者，并于2008年当选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的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
张 春：今年年底巴黎会议即将召开，在作为IPCC候选主席，这可能是您顺利就任之后要面对的第一件事情，您对会议的结果是否乐观？
斯托克：我是乐观的，但同时也是现实的。如果我们要认真地把全球升温控制在2度以内，就要赶紧行动起来。这个时机不是一直存在的。通过IPCC第一工作组的科学预测，我们了解全球允许的碳排放量，并且目前我们已经消耗了三分之二，几乎吃尽了这块碳排放蛋糕。
谈判过程有各种各样的障碍。真正的难题所在，是找到发展、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影响三者的平衡。在不同的国家这种平衡是不同的。例如发达国家重在减缓，欠发达国家则重在适应。
不过，我的乐观也是有理由的。
第一方面，对决策者来说，科学证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也更容易获得。例如，从华沙气候大会（COP19）开始，在每次正式谈判之前，都有一个气候专家和谈判人员的闭门会议，在这样的会议上，专家和谈判人员可以就一些科学问题进行详细的沟通。巴黎会议前的闭门会议，1个月前刚在德国波恩召开。
第二个，商界也开始理解气候变化的事实，并且全球商业领袖开始谈论碳交易价格。这在6年前哥本哈根会议（COP15）之前是完全不同的。当时商业人士们说：“哦，全球碳价格体系会破坏全球经济”，只有少数一些人在搞。现在，碳价格体系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概念，一些人认为，这甚至是减排不可少的部分。
第三个，就是最大的排放国已经在改变。中国和美国在去年11月发表了联合声明，中国提出要在2030年达到排放峰值，美国也宣布了2030年减排的比例。中美的联合声明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不过只有两个国家表态还不够，从长久的减排目标来说，这点承诺也不够。我们不能只是看到2030年，我们应该考虑到整个21世纪。
当然，这个声明本身唤醒了部分民众意识，也打开了公众的思维。我相信这也是政治进程的一部分，如果民众参与进来，就会有从下向上的压力，可能会有帮助。
气候变化的问题很大，只有从上到下的推动是不行的，每个人的意识都需要增强。普通民众是终端的排放者，我们开着车闲逛的时候，我们给房子供热的时候，以及消费的时候，都会产生碳排放。只有上下两端的努力很好地结合，应对气候变化才有希望。
张春：如果顺利就任，您打算如何引领各国更好地减缓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或者说，您个人对于就任后的工作有何计划？
斯多克：如果顺利入选，下一轮谈判我们要做三个事情。
第一件，加大交流。我认为不应该只在评估末期大家才坐到一起交流，交流应该贯穿整个5-7年的评估期。第六次评估报告可能会在2020年到2022年发布，我觉得在此之前科学家之间、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科学家和决策者之间的交流，在全球范围内都应该展开。不仅如此，学界、商界和NGO都应该加入。
第二个是科学问题。现在仍然有许多不确定性存在，我们需要继续监测更细的区域气候系统，包括温度变化和更重要的降水、空气质量的变化。在第五次评估报告中，我们在海洋研究方面取得了空前成绩，比如关于海洋温度上升和海洋酸化。但光这两项还不够。海洋为亿万人提供各种各样的食物和产品，我们不知道它会如何响应温度的变化，这是下一轮评估科学家需要推动的。
第三方面，就是对区域的研究。过去的报告中，我们对全球的降水和温度变化做出了评估和预测，但是对各地区的领导者来说，他们可能无法直接使用这些信息。
为了实现研究的区域化，需要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进来，年轻一代对区域特性了解的科学家更多参与。这里不是说IPCC直接介入小区域尺度的信息搜集和研究，而是通过国家评估报告、区域报告，乃至地方报告的形式来整理信息，可能是一个有效的法子。例如，中国有自己的国家气候评估报告，可以提供更详细的区域气候信息。IPCC要做的就是消化总结。
其实在20年前，我们也没有国家气候评估，现在大多数国家都有了。我想对气候区域的研究，也会经历类似的艰难过程。
张春：气候变化的事实是可见的，但是争议也一直存在。例如，2度目标的科学性就被一些人质疑。此外，即便没有人类干扰，气候也有冷热变化。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是否包括这一部分？
斯多克：当然，我们并不是说2度目标是保证人类安全的绝对目标，超过了2度就会天下大乱。但是，如果全球平均气温升高超过了2度，一些难以控制的变化就会开始发生。例如，全球水汽循环变化，可能会影响到地球资源和生态系统表层。这些变化会加剧，并可能受到气候变化的持续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最后决策制定者把2度目标程式化，这并不是说科学研究证明这是一个神奇的数字。这是一个必要的数字。需要再说一次，我们能够把升温控制在2度以下的机会正在迅速消失。根据观测到持续增加的温室气体，每10年，气温就会上升0.5度。
第二个问题，其实是大家讨论过的，自然的气候变化相对于人为的气候变化到底有多大。现在，就全球平均气温而言，人类的影响已经可以明显观察到了，我们能看到的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数量增加，以及大水循环变化等。
不管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气候变化，要不要应对，取决于我们的能力。如果气候变化导致的升温达到5-6度，可能适应措施就不再有用了。
张春：IPCC最新报告，绘制了各个国家的碳排放曲线图。但是起算年是1970年，这个也引起许多争议，有人提出应该从1900年，即工业革命早期算起。您怎么看？
斯多克：第一工作组的计算其实是从1860年开始的。当然，在1970年开始，我们有更多的基础数据，可以去计算各国的排放。但是更严格的方式，是从19世纪中的工业革命初期开始计算。
考虑历史排放是对的，可以给我们在制定未来排放配额时提供参考。但是，我们也可以这么考虑：应对气候变化同时也给科技进步和社会进步带来新的可能性。发达国家对于科技进步对生活的影响，可能更有体会。例如，在瑞士，我们现在知道如何修建零耗能的建筑，这种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小型发电站，能够为电网提供电力。我相信，新的科技也会创造巨大的可能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事实上，自然法则并没有指定发展一定要依赖化石能源。发展也可以利用技术改革和技术转移来实现。当然对中国来说，技术转移已经不需要。中国在技术领域做出了许多创新，中国光伏全世界第一，并且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这个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