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对“公平原则”理解不同
中外对话：UNFCCC和UNEP近日都发布了各国国家自主贡献的相关报告，分析了146个国家提交的气候目标与离公约设定的两度目标尚有距离，您觉得提升雄心的机会在哪里？需要怎样的全球合作方有可能？
滕飞：UNFCCC和UNEP的报告都指出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各国的INDC不足以达成2度的目标。
但有意思的是，我们自己做过一个研究，发现由于各个国家对于“公平原则”理解不同，如果各国将2度的目标自主分解，会得出不同的分配结果。目前各国的减排方案都是接近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这就是全球会产生减排差距的根本原因。每个国家都倾向于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关于公平的阐述和方案，但是加总起来后排放就超过了2度的碳预算。
所以还是需要国际层面的磋商和协调，以缩小各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能使大家对于公平的原则有一个更接近的理解。
目前自下而上提交的减排机制，就难以避免各国自主地选择公平的指标和范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将来唯一能做的是，各国需要将减排与各国内部的发展需求和重点发展目标联系起来，从各国内部去寻找提升减排力度的动力和潜力。
比如中国，现在我们最关心的是空气质量问题，如果中国的空气质量问题能提前解决，对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减排目标就会产生相当的促进作用。对其他国家也是这样，比如日本的能源安全问题，印度也有国内重要的发展目标。
另外，在一些低碳技术的合作上也可能有一些突破，如降低一些关键性低碳技术的成本，使发展中国家能用得上、用得起。这也会进一步发掘各国在减排上的潜力。
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促进决策也是各国需要进一步努力的重要方面。2度目标达成的可能性是66%或者50%，但是气候变化这种决策问题，可能需要从最坏的结果去考虑：人类能多大程度承担这样一个最坏的结果？仍有3%或者4%的可能性会温升到4度或者5度，这种风险我们是否能够承受?人类需要去管理那些虽然概率很小，但是可能会产生灾难性后果的事件。
中国去碳化路径的三个要素
中外对话：您觉得中国的去碳化道路应该怎么走？
滕飞：中国的去碳化路径取决于三个要素：第一是能源效率的提高，通过技术进一步提高，结构进一步优化，使得中国的单位GDP的能源效率能维持每年4%的增长。
第二是电力部门的去碳化，一是提高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在电力生产中的比例；二是对于化石能源发电加强CCS，减少单位发电量的排放，通过这些目标的实现，保证到2050年比2010年单位发电量的排放降低90%。
第三是提高终端部门的电气化水平，主要是工业、交通和建筑三个部门。工业上，是用电锅炉替代燃煤锅炉；交通要大力发展电动汽车；建筑要提高电力在采暖、热水供应等方面的运用。
其中第二条和第三条是紧密联系的，首先需要有一个低碳的电力系统，然后再提高终端的电气化水平才能实现减排。否则高碳的电力生产对应高电气化水平只会导致增排。
这三点是中国实现深度去碳化的关键，缺一不可。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会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上，我们估计GDP会从现在的7%逐步降低到2030年的5%，到2050年的2.5%-3%。GDP的增长是会推动排放增长的，这就意味着需要发挥能效的提高和能源构成的优化的共同作用，使得中国能在2030年左右达到排放峰值。2030年之后，随着GDP增速的降低，能效的提高和能源构成的进一步调整，才会促成排放绝对值的下降。这是一个大致的路线。
化石能源价格长期低位为政府调整定价机制提供了机会
中外对话：煤炭价格下行，对中国是一个低碳发展的机会还是一个威胁？
滕飞：如果单就化石能源价格下行而言，对于中国实现低碳发展目标是不利的。如果化石能源价格长期处于低位，它与非化石能源就会维持一个较大的价格差。这意味着，要么就是非化石能源的发展受到阻碍，要么政府需要提供更有力的补贴来实现非化石能源的发展，这对政府是个财政负担。
但任何的危机也都孕育着机会。如何去利用这些机会做出一些重要的调整，比如化石能源价格长期处于低位，就为政府重新调整化石能源的定价机制提供了机会。
去年我们和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的研究，得出煤炭的外部成本在人民币260元/吨左右，约占到现在煤价的一半。但是目前国内煤价体现出来的外部成本只有50元，也就是说目前的定价机制只反映出煤炭五分之一的外部成本。化石能源价格下行的趋势，为政府主动调整化石能源定价机制提供了有利的时机，使其更好地体现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
对煤炭和煤电的投资会变成搁浅资产
中外对话：中国的气候目标对企业释放了什么信号？
滕飞：信号是很明确的。全球要达到2度的目标，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已探明的80%的化石能源储量是不能动用的，否则就会超过2度的全球碳预算。所以对于化石能源行业来说，现在如果继续投资煤炭和煤电，会导致这些投资将来变成搁浅资产，资产的折价也不可避免。
同时，中国为了实现2030年达峰，到2020年，在非化石能源上的投资要比2010年增加一倍，到2030年要达到2010年的三倍。国际能源署去年发布的《世界能源投资展望》估计，要使全球实现2℃温控目标，到2035年全球低碳电力供应投资和能效投资要分别达到2013年的3倍和8倍。这对投资者而言，是一个很明确的政策信号。
同时，对于整体经济发展而言，绿色低碳产业未来也会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新的就业增长点。这个信号也是吸引企业和投资者向绿色、低碳领域加强投资。
政策信号虽然明确，还需要一些合适的政策手段，将政策信号转化为投资者和企业能感受到的价格信号和市场信号，才能更好的使气候目标落地。比如碳市场和碳价、环境税等。
十三五更强调市场的作用
中外对话：您如何看“十三五”规划对中国实现减排目标的影响？
滕飞：十三五总体而言还是更强调市场的作用，比如用能权、碳市场，让市场更多的发挥作用。
未来比较有意思的，是在政策目标下，政府如何加强市场在达成政策目标中的作用，而非继续强化自上而下的指标分解。
另外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也有待在十三五之后更加明确。比如碳排放市场，政府能不能放手市场、减少干预，成为一个服务型的政府，而不是面面俱到，从政策设计，到排放权分配，到交易撮合，到第三方核查，整个都包揽下来，这样肯定不利于市场发挥主导型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