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坤教授从2008年波兹南气候大会起，作为中国代表团专家参加全球气候大会谈判，现任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他对中外对话表示，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经济发展必须实现双赢。中国的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经济转型战略是一致的。
中外对话：您对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有什么期待？
何建坤：现在各国都在积极推进，其中中国的努力非常显著。中国已经分别和美国、欧盟、印度、巴西、法国发表了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凝聚共识。中国的作用是很独特的，联合声明既有发达国家中的主要经济体，也有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经济体。这种共识能够为一个成功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打下良好的基础。现在很多联合声明的文字，很有可能成为巴黎协议上的文本。
另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一些分歧，尤其在资金和技术支持领域。中国在所有的联合声明中都强调了公平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虽然这些原则都是公认的，但是每个国家对于原则的理解还有差异。
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政策，必须要实现两个目标：一个是，将来的国际制度必须要促进每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只有把每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结合起来，每个国家才会自觉地采取行动。不考虑国家自身的发展需求，仅提出减排目标，是不能实现的。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还有发展的需求，还有摆脱贫困、改善民生的问题。
另外，在国际合作中必须考虑双赢。不可能对一些国家有利，对另一些国家不利，那将是不可持续的。发达国家应尽的义务必须要承担，特别是对最贫困国家的气候适应进行支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是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同时也是发达国家经济的新的增长机会。通过合作，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发展机遇，实现共赢，这样的国际气候制度才有生命力。
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管控气候风险，保护地球生态，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现在是在一个前进的过程中，我还是非常乐观的。
中外对话：从哥本哈根到巴黎，中国在气候谈判中的立场有什么变化？
何建坤：在国际谈判中，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一是要积极推进谈判进程，二是要体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那就是公平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
哥本哈根大会时，美国和欧盟等国家有个倾向，就是要向中国施压。用施加压力的方法强迫其他国家承诺一些过高的目标，这种手段是不太现实的。哥本哈根想实现的是自上而下的减排目标，到了巴黎，是基于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然后通过国际社会定期盘点，促进大家不断加强力度，实现人类的气候目标。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哥本哈根之后，各国越来越倾向去寻找共识点，扩大共识点。大家都在把应对气候变化、进行低碳转型看作自身发展的方向和发展的机遇。所以大家的合作在新的形势下，谈判的理念和谈判的方式也发生变化。这样既对解决全球的气候危机有好处，又对自身的发展有好处，而不是用自上而下的方式相互施压。
另外，中国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这个态度是不变的。2012年，中国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使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越来越重要。推进能源结构的调整和加大节能力度既是减排的主要手段，也成为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着力点。
中外对话：远有2030年减排目标，近有“十三五”规划，您如何看中国的低碳发展之路？
何建坤：从长期来看，中国要走一条低碳发展的道路，意味着不仅要从技术上采取措施节约能源，发展非化石能源，促进能源体系变革，另外也必须改变发展路径。发达国家传统的发展路径是一种以化石能源为支撑的高碳发展路径，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再沿袭这种发展路径。
现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面临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比如如何用创新驱动低碳发展？既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保证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又要节能降碳，走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径，这两者如何用一些政策手段来实现？过去我们研究的重点都放在“Why”，我们为什么要绿色低碳发展？现在的重点是“How”，应该怎么做？从哪里切入？这个现在对中国来讲特别重要。
中国公布了2020年后国家自主决定贡献（INDC）目标，特别提出到2030年左右CO2排放要达到峰值。这是一个有雄心的减排目标，国内也以该目标为一个导向，指导和引领中国经济发展，促进经济方式转变，用创新驱动绿色转型来支撑经济发展，实现“发展”与“减排”的双赢。所以，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经济增长必须是双赢的战略选择。
十三五是在新常态下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加强生态文明的建设，这个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是一致的。我认为十三五的精神是有利于我们实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
